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以生态中心论为基础的“深绿”思潮、以现代人类中心论为基础的“浅绿”思潮的关系问题,国内学术界作了如下的探索。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生态价值观问题上,以福斯特、佩珀和格伦德曼为代表秉承的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科威尔、本顿以及本顿阵营的理论家则主张坚持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但他们所说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与“浅绿”“深绿”思潮所主张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在内涵和价值取向上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具体说:“浅绿”思潮所说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是对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修正的结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缺陷,但依然是以“资本”为基础的地区中心主义和阶级中心主义,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他们所宣称的以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基础的人类中心主义,其目的是维系资本主义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生产条件;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虽然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辩护,但赋予了其新的含义,体现在不仅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阐释为以满足人们,特别是穷人基本生活需要的价值观,而且理解为与生态系统和谐发展的集体的和长期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深绿”思潮所说的“生态中心论”价值观,主要是力图突破人际伦理学仅仅将道德关怀限制在人与人之间的局限,力图将道德关怀对象拓展到人类之外的存在物上,由此他们提出了“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主张。问题的关键是“深绿”和“浅绿”思潮都撇开社会制度维度,单纯从生态价值观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而这恰恰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反对的理论特质。这也意味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与“深绿”思潮所主张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有共同的方面,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所包含的反政治经济学、反资本主义交换关系是“深绿”思潮所不具备的内涵。[14]因此,有论者从三个方面论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深绿”和“浅绿”思潮的不同。具体说来:第一,二者揭示生态危机根源与本质的理论基础不同。“深绿”和“浅绿”思潮主要是从伦理与价值观角度揭示生态危机根源;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把揭示生态危机根源与资本主义制度批判有机结合起来。第二,二者在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理论选择上不同。“深绿”和“浅绿”思潮主要是通过扩大伦理关怀的外延或是寄希望于人们生态价值观的改变来解决生态危机;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在强调生态价值观变革的同时,更加强调通过社会制度变革的途径实现。第三,二者对待发展的态度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必要性,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的技术非理性运用和异化消费;“深绿”则反对发展和技术运用,要求回到小国寡民的自然主义生存状态。[15]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深绿”和“浅绿”思潮在如何看待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学的关系问题上展开了争论,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同生态学的一致性。在“深绿”和“浅绿”思潮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秉承的是一种与生态思维相矛盾的人类中心主义、二元论、经济决定论、机械论和还原论的思维,历史唯物主义是不承认自然的极限的存在、坚持以控制自然为目的的唯科学主义和唯生产力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所设想和追求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与生态限制相矛盾,等等。[16]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深绿”和“浅绿”思潮的上述质疑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读。他们通过研究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上的辩证性和系统性,系统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控制自然的真实含义,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重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深层原因,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没有否定自然的极限,而且阐发了共产主义社会与生态发展的一致性,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不仅能够作为分析生态问题的理论工具,而且比“深绿”和“浅绿”思潮拘泥于抽象价值观的维度谈论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更有优势。[17]
与上一问题相联系,学术界还进一步讨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并形成了四种主要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是同一概念,前者包含后者,只有那些带有强烈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才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因为生态社会主义中还有诸如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理论家。[18]第二种观点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生态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强调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从红到绿”“红绿交融”和“绿色红化”几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生态社会主义主要属于社会民主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生态社会主义则主要属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19]第三种观点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同属于广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只不过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侧重于理论研究,生态社会主义侧重于实践运动。[20]第四种观点则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属于西方绿色运动引发的两种思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要起源于北美,其理论目的是用生态学去补充马克思主义,从而找寻既能克服生态危机,又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生态社会主义则是起源于欧洲的绿色运动,其理论基础较为庞杂,其理论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既能维护生态平衡,又能充分保障自由人权的社会制度。[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