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论的路向是向前的，而不是向后的。当强调此路向的回复意味时，实际上是要强调文化传统的当代意义，也是对于当下过于急促的生存论进程及其问题的预警及可能的治疗。这里不妨在生存论的背景下讨论中国文化当代转型及其意义。

自近代以来，西方中心主义日渐强化，在这一意义上，中国文化一直没有免去“他者”角色。但是，恰恰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转型就是以被动进而主动的方式摆脱“他者”的过程。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更是通过选择并接受西式的现代化社会发展理论实现中国文化之现代转换过程。我们现在尽可以对这一转换提出诸多反思（甚至做出种种历史假设），可是都必须面对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已不再是一种刺激—反应模式，而是形成了一种具有自我调适机制并且具有很强张力的自主现代性。换句话说，中国文化正在生成一种能够相容于现代社会生存的现代性生存模式。基于这一生存模式之上，正在完成文化传统创造性转换的当代中国文化本身就以一种参与者和建设者的身份积极地参与了全球性的现代性重建以及人类性的生存论自觉活动。中国现代性的生成本身与生存论的人类性方向是关联在一起的。

所谓现代性即现代的规定性，而现代本身的复杂、流动性以及不断延异的总体性及自我悖论性则使得对现代性的概念把握显得十分困难。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把现代性区分为如下三个层层递进的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条件性的，即能够跳出前工业社会的物质性和制度性的生存基础或条件，这是现代性的必备条件。但是，仅此还不够，因而现代性的第二个层面即是对上述条件的反思、审查与重建，包括现代性条件的自我理解活动。然后是第三个层面的现代性，这就是在哲学理性重建的意义上提升人对自身超越性的生存实践活动的理解，进而进行创造性的生存论建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标示着存在论在人类性和历史性双重意义上的建构活动。西方现代性的演进历程，或许正是上述三个层面的渐次展开。19世纪或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性属于第一个层面上的，大工业、市场经济及其法治社会的建立、契约伦理的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化，使得西方从整体上获得了进入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随之而来的物化乃至异化状况的加剧使西方文化精神渐次进入第二个层面，20世纪中叶以来的西方现代性基本上都是在这一层面展开的，但现代性的展开与积累同时也逐渐膨胀了总体性并且反过来消减现代性的自我反省与批判能力。后现代性就是在这一条件下形成的，后现代性看起来是现代性的替代性话语，但实际上只不过是现代性的伴随产物，因为它既没有旨向也不可能做到超越现代性。当下西方的现代性基本上还只是停留于第二个层面的现代性，其症结就在于它无法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不乏建设性的互动与对话一方面表现了当代西方文化仍试图借助自我超越的传统实现文化转型的努力，恰恰是这种现代性的自我迷恋与后现代性的姿态性的反叛表明当代西方文化基于自我超越的传统力量从而实现文化转型已经陷入绝境。这与其说是理性上的原因，倒不如说是文化上的原因，也就是说，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当代文化并没有储备起能够解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文化转型的文化理论。如果没有非西方文化传统，特别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参与，全球现代性的重建是不可能的。因此，即使是当代西方的现代性，本身也存在着一种通过融入非西方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从而实现从西式的现代性提升为全球现代性的历史性转换。

西方文化的当代转换并不只是西方文化自身的转换，而是西方文化的人类性转换。现代中国的历史必然也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进入自主的现代化道路以来，中国的文化转型就已经被看成全球性的人类文化转型的内在组成部分，而已经展开的中国文化转型也应该是全球现代性建设不可离弃的资源，这项本来应该属于常识的思想是值得我们认真反省的。而且，人类文化的当代转换正是不同的文化传统之对应于经济全球化的相互调适过程，“每一个文化都在全球性文化出现的过程中，不得不有所取舍与修改的必要，以资适应新的形式”[16]。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文化的当代转换与作为非西方文化典型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当代转型之间并不存在某种时间上的前后关系，中国文化的转型只是从逻辑上才可以说成是“接着说”，而从历史意义上说倒应该是“楔入说”。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中国文化转型的参与，全球现代性以及人类性的生存论都将是片面的和不健全的。

就作为在西方已经成为现实的第一个层面的现代性而言，若纳入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的生存现实，我们发现，所谓物质与制度层面的全球现代性本身还是一个假象。对于中国而言，现代性显然是一个追求的目标（而后现代性看起来更显得文不对题）而不是已经获得的生存事实。中国人感受到的更多的还是对于尚未获得的现代性条件的期待与追求，而不是对于一个尚未获得的现代条件的焦虑与逃避。如果还为一种基本的物质匮乏状态或基本的温饱问题所困扰，是谈不上现代性的。在此，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始终是中国文化进入现代性的前提条件。而且，在此意义上，中国文化传统的差异或优势，在很大程度上都需要诉诸相应的经济与政治地位，中国文化传统对于当代人类文化的重要意义，只有借助中国综合实力的全面增强才能得到强有力的支撑和解释。

作为物质条件的现代化即第一个层面的现代性，与在第二个层面展开的对现代性条件的反思，并不是前后分开的两个阶段。西方现代性的问题可能就在于，现代性的建设过分集中于物质条件的完备，但这种完备看起来并不只是解决物质生活条件方面的，毋宁说是心理与欲望追逐方面的，实际上是难以量化的精神欲求。这种现代性条件，一方面并没有考虑到非西方在同等程度上的现代性要求，另一方面又进一步强化了自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中不断展开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文主义精神与工具理性精神以及精神自足与物质欲求之间的冲突与对立，甚至人的物化状况本身已成为人在意志与无意识层面反感和厌倦的生存处境。因此，中国文化转型不能重蹈西方覆辙，不能等待物质条件的现代化积累到一定程度再考虑现代性的自我理解问题。实际上，就中国发展的现实而言，一些群体、阶层特别是一些地区，基本上已经实现了物质层面的现代化。但问题也正在于这种现代化在主体方面尚没有确立起理解并肯定物质现代化的精神文化素质，正像许多人认为经济发展必然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一样，同样也有很多人认为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必然要先撇开文化传统。但舍弃了文化传统的现代化显然是缺乏精神品质和内涵的，也是人从内心深处要加以抗拒的。现代化不仅体现在外表，而且还有其不可离弃的文化内涵，实际上，在协调物性与心性方面，主张内圣外王、形上与形下兼济、儒道互补的中国文化传统本身就起着一种不可替代的润滑作用。马克斯·韦伯曾把新教伦理的形成看成资本主义及现代化产生的文化原因，并以此在西方主流学术界形成了一种拒绝从本土文化传统解释非西方现代化，甚至拒绝非西方现代化可能性的思想倾向。应当说，这一主流思想本身就是西式现代性中需要破除的本质主义。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可能存在一种文化上的承转关系，但是，如果考虑到当代西方后宗教时代虚无主义的精神状态，以及公共性资源匮乏的社群整合状态，那么似乎也有理由认为新教伦理得以产生的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也并不适合，韦伯的观点同样也要打折扣。这里的问题似乎并不在于从文化上解释现代化的思维方式，而在于由于西方物质层面的现代化的先进性被直接赋予了文化上的先进性与合法性，并由此排斥非西方文化传统及其转型与现代化进程的互动。其实，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质就在于其流变性。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上的守成并不是指对文化的一成不变的态度。事实上，文化守成主义就文化体系自身而言，是强调不断的调适与变化的（诸如强调道与器、体与用、形上与形下的分离）。而激进主义主张从整体上改造文化传统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倒可能忽视了中国文化传统的这一特质。

实际上，亚洲“四小龙”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已经表明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换与现代化的推进与调整是互动的和互补的，“传统文化其实就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调节，同时现代化也就在传统文化的发展中获得另外一种调节”[17]。走向富裕社会的中国文化也将在发挥中华文化传统的生存智慧、形成一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互补共生的全球现代性方面应当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进而言之，儒家文化圈正在形成的这种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沟通与对话，将极大地丰富和拓展文化层面的全球现代性，并使人类性的生存论自觉活动呈现出一种新的图景与气象。

当然，中国文化转型必须充分考虑到政治文明与制度文明的必然要求。现代性包含着无法避开的制度要求，作为社会整合的制度形式如果还停留于与农业社会相适应的传统形式，是谈不上现代性的。一种文化传统实际上解释着相应的生存样式，从总体上说，中国文化传统基本上是传统的农业社会的生存理解方式。它之所以不适合现代社会生存方式，并不是由于它在“理论上”低于当代文化（或许恰恰相反），而是它已经不适合现代社会生存方式。中国文化传统重自律而轻他律，重道统而轻规范，重“私德”而轻“公德”，重“做人”而轻“做事”，重人情而轻契约，这些都是困扰着文化传统之当代转换的障碍。中国文化传统存在着一种杂糅性，特别是其政教合一的强大传统仍然阻碍着现代社会诸领域的分化并且直接干预文化的自治。因此，中国文化转型对于政治及制度文明的诉求，并不是要恢复文化的政治功能，而是通过实现政治与制度文明进而实现文化样式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政治文明与制度文明，本身就应当看成中国文化转型得以可能的现实平台，如果在政治与制度文明方面没有一种重大的突破，要实现文化的整体转型是不太可能的。政治与制度文明方面的滞后，目前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障碍性因素。但是，中国的政治文明与制度文明建设仍然不能完全走西方化的道路，其原因并不是政治或制度上的，而是道德人心等文化方面的。中国的政治与制度文明与文化传统的当代转换直接关联，就像文化传统的当代转换并不是要抛弃传统，中国的政治与制度文明也不是要完全抛弃已经形成的政治与制度文明传统。西式现代性的第二个层面的重要启示意义就在于对制度现代性本身的质疑与反思。制度现代性强调公共的、规范的和工具性的方面，“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不是基于对道德之无限性的追求，恰恰相反，它是基于对道德在现实生活中常常会感到无能这一事实的确认，是基于对人性的有限性方面、人性的负面价值的认识”[18]。但与此同时也进一步膨胀了西方文化传统关于人性恶的伦理设定，从整体的社会文化机制方面看，西方现代性的问题就是制度现代性的泛化，这种泛化没有充分考虑到人性及其教化的自我提高与完善。实际上，外在约束体系（包括法律体系）的完备与人性对诸种外在约束体系的日益增长的抵抗之间的冲突，恰恰是制度现代性存在的主要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文化传统中蕴含的社群与团队意识、道德内省以及强调人与制度间相互调适的人性论，对于反思和治疗当代西方制度现代性的泛化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当然，意识到并且能够避开西方制度现代性的上述负面问题，并且通过制度现代化实现文化转型，对于促进中国文化传统的健康的和创造性的转换，更具直接的引导价值。

第三个层面的现代性表征的是哲学理性的历史性的建设，这是中国文化转型将对人类性的生存论自觉活动产生实质性贡献的方面。这一层面不再仅仅只是西式的现代性，而是人类性的现代性，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现代性。当代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对话，对话凸显了冲突，也彰显出丰富的差异与多样性，展示出生存论的基本平台。西方文化传统的困境与非西方文化传统困境在当代的交汇处，恰好孕育着一种新的人类生存与文化模式。新的人类生存与文化模式借助新的人类生存理念，而全球现代性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培植这一理念。新的理念需要新的哲学范式，新的哲学范式不再是超验的、实体性的存在论范式，也不再是主客二分的和本质主义的认识论范式，而是感性的、扎根于实践活动与现实生活世界之中、通过人与人之间社会性的交互主体性去展开和规范人与世界关系的生存论范式。第一层面的现代性，乃认识论哲学的历史性的表现形式，认识论哲学所开展的知性思维方式以及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所提供的乃是西方式工业文明的铁的逻辑，理性的工具化是以哲学的认识论化为前提的。第二层面的现代性，则是通过西方思想自身对认识论哲学的反省达到的，但其问题就在于这种西方性本身限制了反省的深度和质量。对工业文明的反思需要思维方式的调整，但不能局限于此，而是要求体现为实践活动的自我批判，观念的批判代替不了意识形态批判，对现代性的反省必须深入对西方人及文化的经济政治权力之中。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思想通过超越西方思想传统从而导向了当代文化转型的人类性方向，而马克思思想中包含的与传统存在论样式根本不同的新的存在论，正是解释当代人类实践与文化的生存论存在论，这本身也是当代人类文化所追求的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反过来说，中国文化转型，从总体的人类文化的进程而言，恰恰要置于这一层面的全球现代性的建构活动，也只有在人类性的和历史性的意义上，即在人类理性的历史性的建设过程中，才能够谈论全球现代性。中国文化的特质就是丰富的生存论蕴含，我们甚至可以说整个中国文化的结构就是生存论，是撇开知性的、非实体性的、感性与理性融为一体、重视生命价值与意义的生存论。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内圣外王、阴阳互摄、刚柔相济，而文化传统的流动性、可塑性以及刚健有为的精神气质又使得这一蕴含表现出生生不息的张力与生命力，中国文化的生存论蕴含着一种积极的智慧。而且，中国文化近百年来的嬗变，本身也使得中国文化传统获得一种创造性，并成为全球现代性的内在组成部分。富于生存论蕴含的中国文化传统将在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中产生积极作为，中国文化的当代转换也必然包含着存在论转换。但即使在存在论层面，中国文化转型也无须经历西方文化那种从存在论样态到认识论样态再到生存论样态的剧烈转变，不需要从舍弃那种早已深入西方文化骨髓的超验精神，也不需要摆脱那种深达西方文化探求外部世界的知性思维方式。中国文化转型的存在论转换更主要的是发挥自身文化优势的生存论样式的变通，需要激活中国文化传统的生存论蕴含，而在扬弃其自在的形式方面，仍然需要充分借鉴已经成为现代性思想资源的当代西方思想（西方思想的富于自我反叛和超越性的精神仍然是全球现代性建设的肯定性力量）。开放的心态与理性的思考方式将使中国文化转型从容面对外部世界的冲击，从而使自身的文化传统转型保持一种稳健务实的方向。做好自己的事情，本身就是对当代人类文化转型及其生存论自觉活动的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