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论哲学的人类性方向，在文化意义上意味着向不同文化传统的多样性开放，这一方向历史性地落实为一场意义深远的人类文化事业，这就是，不同文化传统在开放的、互动的环境中共同实现从地域性的、狭隘的文化向多样性的、人类性的文化样态的历史性转换。文化传统的当代转换从根本上取决于文化传统的自我更新与超越。当然，反过来说，也只有在真正理解了当代哲学的存在论变革的基础上，不同文化传统的当代转换才是可能的、现实的和有历史意义的。

对于当代西方哲学与文化对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当代转型的意义，人们往往持一种消极的理解，似乎西方哲学与文化的强势的政治效应一直在压制着非西方哲学与文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当代非西方哲学与文化的走势也存在着直接效法和认同西方的倾向，非西方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异呈减少之势。但是，如果考虑到当代西方哲学的存在论变革或生存论努力对西方哲学与文化传统巨大的理论变革意义，以及与之相关的西方文化传统的人类性变革方向，我们就可以看出，当代西方哲学与文化的人类性方向已经给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当代转换留下了“位置”。从后现代对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彻底反叛以及对差异性的强调中，我们看到了西方当代哲学文化精神与非西方文化精神沟通的可能性与前景。

在后现代哲学的论域内，所谓生存论自觉活动从很大程度上说就是生存论回复，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反叛西方哲学两千年来的超验的、理性的传统向更具根源性的西方哲学与文化传统回复，二是通过西方当代哲学的健康的人类学走向以及非西方哲学与文化的积极回应从而向非西方文化传统回复。

西方哲学的生存论自觉活动始终追求着一种古希腊式的目标，这一目标既存在于古希腊人的生活方式中，也存在于古希腊人的语言中，存在于通过古希腊人的语言而被激活的古希腊人的生活方式中。古希腊人的生活方式是感性的、自然的，既简捷明快而又充满天真与梦幻，这是一种宁静、从容不迫而又富于灵性的生活样式，浸透着对生的达观与知足。这种生活方式对于厌倦了人声鼎沸、车马喧嚣、精神世界紧张焦虑且疲惫不堪的现代人而言，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而且这本身就是存在于现代人精神与心灵深处的体验形式，这种体验形式直接构成了当代哲学生存论的社会心理基础。

生存论回复的第二个目标是向非西方文化传统的生存论体验及其精神的回复。只不过，在当代西方哲学生存论的背景中，这一回复仍然是隐蔽的和不充分的。对于希腊人的生活方式及其语言而言，西方哲学是可以大加彰显和发挥的，但是，对于并不熟悉古希腊传统的非西方文化传统而言，则只能限于某种试探与揣度。但是，这种试探与揣度却蕴含着一条通过非西方文化自身努力从而得以推展的广阔方向，这一方向意味着近百年来深深困扰着非西方文化的文化自觉与重建问题有可能展现出一个可观前景。

因为同处于人类文明的童年时代，东西方古代的生活样式实际上存在许多共同点。而东方古代的文化样式及其表现出的生活样式，恰恰也有理由成为生存论回复的目标。当代哲学生存论所要破解的那些理论状况，如存在论的超验性与实体性、形而上学的抽象化、传统哲学形态中人的失落、认识论哲学对人的生存的疏离、伦理学从存在论与实践哲学中的分化等，在中国哲学与文化传统中并不存在。中国哲学与文化传统同样包含着丰富的生存论蕴含，且足以与古希腊哲学与文化的生存论蕴含相比肩。

中国文化传统当然有理由成为生存论回复的一种典范。中国哲学重存在论而不重认识论，而且中国哲学的存在论与西方哲学的存在论有着很大差别。西方哲学的存在论是超验的和实体性的，这种存在论与认识论本身就是粘连在一起的，伦理学一度是从属于存在论的，但认识论哲学的干预迫使伦理学从存在论中分化出来，甚至成为认识论哲学的直接表现形式。伦理学成为制度的规定性，而不是人性的内省与自觉。中国哲学传统则强调人性的道德内省与自觉，人性的道德与自觉蕴含着一种生命的本体与结构，但这种生命本体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有不同的表达形式，如道、天、象、易、气、仁等。这些本体并不是超验性的和实体性的存在概念，本身就是支撑生命的本体，即生命本体。存在概念“是”“可说的”，而中国古代哲学的诸多本体概念却首先超越了“可说的”范围，中国哲学强调的是践履，而不是话语（甚至不相信话语）。因此，用诸多本体描述生命的根基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生命的本体原不可说，或者说，所有可以表达的生命本体，其根源都是“无”。就此而言，中国哲学的存在论倒是与前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沉默”可比。生命本体不可说，既是强调生命本源的非实体性，也强调生命践履的重要性。就此而言，中国哲学的伦理学，也即实践哲学构成了中国哲学的存在论，只是其中的存在概念并不是唯一的存在概念，而是与生命的终极体验与关怀不可分的人生境界。此境界并没有经过系词化过程，因而必然是关于生命本质的不同表征，与其说是存在，倒不如说生存。就是说，中国哲学的存在论本质上就是生存论。当代西方哲学的生存论自觉试图突破认识论与存在论的粘连，实现伦理学向存在论的还原，并最终还原为人自身的生存论存在论的目标，竟原初性地存在于中国哲学传统的根源处。在生存论本体论的意义上，中西方文化传统是可以实现汇通的。

用中国哲学的本体概念翻译西方哲学的存在概念并不合适，对此，本书第一章已经做过详细剖析。但是，考虑到当代西方哲学的存在论变革所蕴含的人类性方向以及存在概念在当代西方哲学语境中已经发生的变化，用本体称谓存在，用本体论称谓存在论是有道理的。这样一来，存在论的意蕴也从纯粹的西方语境拓展到非西方文化传统中。从这一意义上讲，对本体概念的生存论意蕴的深刻自觉或许有益于深入理解当代哲学存在论的内在逻辑。

中国哲学与文化传统中的本体概念指的就是生命本体。在巴门尼德之前的古希腊哲学中，存在概念同样也属于生命本体概念[10]。但是，后来，西方文化的超验传统与实体传统改造了生命本体概念，本来一体于人的生命的灵与肉被分割开来：一方面从中提升出一个超验者，人的生存抽象为上帝的绝对存在；另一方面则把生命本体实体化为单纯的存在（实存）。生命本身则被看成一种诸范畴的流动生成过程，生命辩证法被概念辩证法取代。但是，中国哲学与文化传统并没有经过这种改造，这反而使得中国哲学中的生命本体概念更为充分灵活地表现出生命的多方面意义。中国哲学中的辩证法天然地属于生活世界辩证法。

中国哲学讲和谐，讲生命的流动生成，至于概念范畴的运用完全是服从于说明生命世界与宇宙秩序的流动生成的。“中国传统重天人合一，重生存、生活，人作为知、情、意之整体生存于天地万物之中，与万物融合为一体，人在这种‘一体’中所体验到的，不可能是外在于人和外在于物的东西，而只能是内在于人和物之中的东西，因此，人通过体验所寻求到的本根，虽然是超越的，但它仍在具体事物之中。”[11]人生天地间，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并没有一个超验性的世界高悬于生存个体的现世生存之上，人与外物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征服与改造关系。人与外物是整个宇宙自然中的一部分，人本身就属于自然物，人同时也利用自然物而获得生存，但人利用物，并不由此破坏自然的秩序，所谓“物物而不役于物”。中国哲学传统不会去追问诸多本体概念的优先性。因为在中国哲学看来，这些本体概念本质上是相通的，“天地人只一道也，才通其一，则余皆通”（程伊川：《遗书·语录十八》）。中国哲学同样讲究心性及道德的修持与培植，德行人生，大化宇宙，中国哲学中的宇宙观与人生观是即自同一的，宇宙本体即是道德本体。当西方哲学在天上世界与地上世界做出种种决断（决战）时，对于中国圣人而言，二者本质上就是一个东西。天道与人道，其道一也，天道远，但天道同时也存于人心之中，存在于人的现世的道德践履之中；人道迩，但人道的秘密也在于天道。人生有涯，当尽其天道之悟，但形上的天道本质上是人不可能“知道”的。

就存在论差别而言，中国哲学传统的存有论是特别值得重视的。中国哲学传统的存有论强调的是生成性，而不是实体性，是关于智慧的讲述者（这更趋向于爱智本身），而不是智慧本体本身。中国哲学传统的存有论也强调知，强调理性，但更强调实践智慧，强调行，或者说是实践智慧限定理性，用行来限定知。中国哲学传统的存有论并不是要给出一种一劳永逸的人生宇宙图式，而恰恰是通过言与思的节制来开启世界的开放性。在中国哲学的本体概念中，并没有外在与内在的区分，在同样的情况下，也没有天道与人道、自然与文化的区分。对于中国哲学传统的存有论，牟宗三曾写道：“中国的慧解传统亦有其存有论，但其存有论不是就存在的物内在地（内指地）分析其存有性，分析其可能性之条件，而是就存在着的物而超越地（外指地）明其所以存在之理。兴趣单在就一物之存在而明其如何有其存在，不在就存在的物而明知其如何构成。……故中国无静态的内在的存有论，而有动态的超越的存有论。此种存有论必须见本源，……此种存有论亦内涵着宇宙生生不息之动源之宇宙论，故亦常合言而曰本体宇宙论。”[12]

同样是形而上学，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是抽象的、超验的，与生活世界无涉，但在中国哲学传统中，所谓形而上学不外乎就是生存之“大道”，是生活形上学。可以用“天道”去指认这种形上学。“天”偏向于指儒家形上学，但它绝非指人之外的“天”，而是人的存在的形上学根源，其实是“天命”，在孔子看来就是“人性”，所谓“天命之谓性”。在这里，“天”已从宇宙本体内化为某种生命原创观念与人文追求，其典型即儒家所谓“天人合一”理想。这里的内化注定又是个体生命意识“率性”以求的过程，概括为仁、义、礼、智“四端”，这四端并非来自“外物”，所谓“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孟子·告子上》），即本我的生命直觉尽心、知性、知天的过程。在儒家看来，正常的日常生活本身就是“顺乎天”的，相应的，“天”亦是“顺乎人”的，二者统一于一个实实在在的“乐”，即统一于日常生活的伦常之中。在儒家精神中，形而上学与实践哲学是融合一体的。

相对于儒家的人伦形上学而言，道家形上学表现为浓厚的生命意境的审美形上学。老庄之“道”绝非实体，而是指超然物外且又构成“万物之所然，万物之所稽”的非对象化的“道”，道本“无形”“无名”且“不可言”。“无形”则非物；“无名”则不至于被概念化；“不可言”则使其本来的意义不致因扩散而丢失。强调“无形”“无名”且“不可言”的“道”倒不在于表达某种神秘或厌世思想，毋宁是向所有固守于功利生活的世人指出那原本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诗性的逍遥与超迈；这“道”分明就是向每一位生命个体的直觉所展开的“道路”，故“道不远人，人能弘道”。

不论是儒家形上学，还是道家形上学，都反对分离人的生存，反对用一种抽象的范畴体系来认知人的生存，都强调人的生存的内在的生命体验。虽然二者在人生观上做出了不同诠释，但两种诠释恰恰提供了两种生存论风范，一种是入世的积极进取，一种是出世的逍遥无为。这两种风范往往同时存在于中国人的日常行为之中，而不是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模式。中国人的生存观念是自然的，率性的，与物为善，与人为善，民胞物予，泛爱万物，顺应自然而生存。当当代西方生存哲学力图超越对自然的外在化理解并将诸如神圣性、真理、本质等意味赋予自然时，对中国哲学传统而言，自然恰恰就是指人与自然万物共生共存的生态环境。

从很大程度上，生存论回复是借着强调古老的生活样式从而强调一种哲学的生活基础以及哲学存在论应有的历史前提。存在论变革是当代哲学的基础性转变，这一转变带来了哲学形态的整体性的和全方位的转型，但这同时也凸显了当代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尖锐的断裂。这种断裂暴露了生存论哲学的无根基性态势，而借助话语霸权的诸多姿态性的和煽情的思想表演显然加重了这一态势。思想发展史上的绝对断裂是不可能的，任何一种思想发展都与先前的传统保持着一种关联，特别是批判上的关联。在这种状况下，强调生存论回复意味着强化当代哲学生存论与传统哲学的历史的连续性，它反映了人们对生存论哲学的一种思考角度：面向传统思考生存论，并且深入传统中理解哲学生存论。然而，当代哲学存在论变革生存论的回复并不仅仅只是向一种逝去了的生活样式的回复，回复到古代人的生活，无论是古希腊人的生活，还是古代中国人的生活，都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们说古老哲学传统中的生存论意蕴包含着巨大的时代价值，正是以承认其活的生命和可传承价值为前提的，这意味着任何一种文化传统中的生存论资质必须是流变的并由此实现与当代哲学生存论的融通。我们也许有一千个理由断言中国古代哲学的生存论意蕴较前苏格拉底的古希腊哲学生存论丰富，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中国哲学传统比西方哲学传统更适合后世诸历史时代。事实上，中国传统哲学生存论的“丰富性”同时也是意义的模糊性，而这恰恰是中国文化传统难以实现自身超越的障碍。

形而上学生活化，而生活又赋予自在的形上价值，就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它决定了中国人无须从现世生活之外去寻求某种精神关怀，这一特点有助于缓解西方文化那种由传统神学的异在化的价值体系向现代的人的哲学价值世界转换时所出现的过分的精神震**，应当说，现代西方的一些思想家（如海德格尔）对中国哲学后定的称道是有道理的。但还应当看到，我们生活于其间的文化传统尚未完成现代转型，日常生活世界与形而上学之间的过分的互释性关系阻碍着生活世界本身应有的开放性，它使得我们在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时自动地落入文化保守主义窠臼，从而对多变的现代社会无所适从。我们无法适应现代的动变社会并不是因为我们存在某种神学价值，而是因为据守于原生的日常生活，而我们心目中接受的形而上学仍然是与传统的日常生活同构一体的。对于现代日常生活所承蕴的形上学，似乎尚未进入自己的理解视野；正因为如此，我们尚需拆解并超越自身自在的生活形上学观念，从西方哲学的存在论传统与认识论传统中汲取养分，建设性地促进当代哲学生存论的人类性转换，实现对当代人类生存状况的积极的和肯定的理解。

哲学为什么要“研究”存在？肯定有一个原初的动机，这种动机对哲学家个人来说，不外乎就是对人生存的困惑与迷茫并期待着解开人生存之谜（尽管最终也只是寻求到一种能够进入生存理解的门径）。这在作为生存哲学家的苏格拉底那里其实是自明的：哲学与哲人的生活是相关的。但是，自柏拉图开始，或者说是自超验性渗入哲学开始，这一传统被中止了，哲学成为对生活本身的理论僭越。对此，黑格尔曾评价说：“他（指苏格拉底，引者注）的哲学和他研讨哲学的方式是他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他的生活和他的哲学是一回事；他的哲学活动绝不是脱离现实而退避到自由的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去的。产生这种同外部生活联系的原因，是他的哲学不企图建立体系；他研讨哲学的方式本身毋宁说就包含了同日常生活的联系，而不像柏拉图那样脱离实际生活，脱离世间事务。”[13]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哲学超验论的形成，既是西方哲学的起点，同时恐怕也是存在论从生存论疏离开来的起点。

存在是哲学的核心概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存在是追问人生存的通道。“存在本身不成其为问题，存在只是在询问它的存在者——人那里，才成为问题，而存在也只有在人与存在的本质关系——生存理解中才凸现出来”[14]。因而，一种能够称得上是哲学的东西必定包含着足够的生存论资源。然而，就像海德格尔所指出的那样，哲学的麻烦正在于它似乎已经习惯于不再追问“如何存在”，而是把既定的“存在（Being）”概念当作起点，满足于精神的无限抽象。因而，若致力于思考人的问题，哲学就不应该把起点高高在上地确立为“存在”，而是应当还原为“生存”，从生存理解中寻求哲学的真精神，从而自觉地进入生存论建构。按照神学家约翰·希克的见解：“所谓生存的思考，是一种事关重大、极其严肃，而又与人在感情上息息相关的思考。一个哲学家，只要不是一个超然事外漠不关心的旁观者，在他亲身卷入了他所讨论的问题，他的全部存在都被那哲学挣扎所占据的时候，他就是在从生存的角度进行思考了。在这个意义上，从柏拉图到维特根斯坦，所有最伟大的西方哲学家，都曾从生存的角度进行过思考。”[15]西方哲学是如此，非西方哲学，尤其是把追求原创性的生存智慧视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中国哲学更是如此。也正是对于生存论体认的某种共通性，构成了不同文化相互沟通和涵化的坚实基础。

生存论回复是一种历史意义上的回复。在此，回复不是复原，而是保持着一种内收和回返的张力与可能性，使得生存论总有一个可以凭借的起点，使得人生存的当下状态总有一个可以规定和反省的原点，使得生存论与整个文化传统保持一种内在的连续性与协调性，并使得生存论能够在开放性的和动变着的世界境遇中蕴含着人的丰富性与历史性。生存论的开启与生存论的回复，构成一种一张一弛、相互平衡的生存论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