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尼采对超验实存观及神学生存观的彻底反叛，也由于他对前期生存哲学的消极的生存观念的批判，生存哲学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生存论问题开始成为现代人本主义哲学家们的普遍的文化自觉。生存从传统的那种为认识论模式所确定的客体式的认知对象转换为一个以生命意义与价值为核心、以生活世界为基本概念的哲学概念。哲学家们不再把生存看成一个仅靠理性与逻辑就可以证明的领域（甚至放弃了理性与逻辑证明方法），而是看作需要充分运用诸如“直观”“体验”“理解”等方法才能深入其间的领域。其中，生命哲学的兴起具有一种重要的承接意义。

生命哲学（philosophy of life）是19世纪末形成并在20世纪上半叶在德法等国兴起的一种非理性主义思潮。在生命哲学看来，全部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就在于揭示人生命的本质进而揭示人的存在、认识与实践，在阐释人的生命活动中，生命哲学特别强调人的情感、意志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的生命、意志以及历史文化问题。生命哲学的兴起有三个背景。第一个背景是叔本华与尼采的意志哲学，生命哲学基本上是叔本华、尼采的意志哲学的延伸，二者具有很大的共性与相通之处，即都强调生命与意志在哲学活动中的基础性地位，高扬人的生命意义与价值。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说，生命哲学往往显得更为宽泛，事实上，在当代西方思想视野内，人们往往把意志哲学直接归于生命哲学。第二个背景是与西方近代理性主义相对峙的非理性主义，这一思潮的影响更主要的是在文学艺术领域，属于自卢梭以来一直在西方思想的流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与影响的浪漫主义运动。第三个背景即以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出版为代表，生物学取得了在科学中的领先地位，这一状况使得许多哲学家追踪生物学的前沿发展，出现了力图在生命现象的解释上调和新旧活力论的各种理论努力。基于上述不同的背景，生命哲学往往区分为两种主要的倾向，一种是受上述第三个背景影响并主要分布于法国的带有生物学倾向的生命哲学，代表人物如柏格森；另一种倾向则是流行于德国并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氛围的生命哲学运动，其代表人物诸如狄尔泰、西美尔、奥伊肯等人的强调精神意识与历史—存在的生命哲学。

以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哲学是从生物有机体理论出发理解生命。柏格森的生命理论秉承了某种属于前苏格拉底时代并在生命理论的演进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自然主义，从其内容上看也充分地包含了近代人类学及生命科学成就。在柏格森看来，知识理论与生命理论不可分割。一方面，生命理论必须通过一定的知识加以解释，而且其理论结构也须通过一定的知识论批判加以厘定，否则便会成为某种随意性的思想框架，于观察和解释现实的生命现象无益。另一方面，知识理论也必须充分地体现“智力在总体进化中应有的地位”，因为，知识理论的自我超越与创新，往往是通过对生命现象的不断扩展和深化的认识得以实现的。因此，“知识理论和生命理论这两种探索必须互相结合，必须通过循环往复的过程，不断地互相推动”[39]。但是，柏格森指出，近代以来的生命理论却完全被机械论所代替，反过来说，代替了生命理论的机械论也不可能完整地表现生命的内在运动。生命是一种表现生命个体的存活与中断，并以诸物种生命现象的过渡为特征的连续性过程。但生命的连续绝不是机械学所把握到的那种连续。生命是在时间中连续着的，但关键就在于如何把握时间。柏格森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时间概念，一种时间是内在的时间观念，这种时间是生命物的内在感觉可以直觉到的，并且也是人的“意识所直接达到的”；另一种时间是作为数量并“被空间化的物质化了的时间”[40]。而近代科学的症结就在于用第二种时间替代了整个时间，这样一来，生命的时间连续性被替换成了空间连续性，生命理论变成了机械理论。在柏格森看来，生命的时间连续性是通过绵延实现的。作为“真正的实在”，绵延不是固定不变的本体，而是不可分割的质的变化之流，即生命之流。绵延并不直接关涉于空间。“纯绵延是完全性质式的。除非被象征地表示于空间，它是不可测量的。”[41]对于绵延，像对外在世界的那种认识方法是不可能把握到的，只有在自我意识中凭直觉才能把握它，只有通过内在意识之流的方法，才能切入作为意识之流的绵延。就是说，绵延与主体自我的即自生活形式是一体的。

柏格森的绵延说展开了一种直觉认识论。在此意义上也是对传统认识论的反叛，而且这一反叛不仅只是认识论形式的反叛，还蕴含着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转换。首先，作为与绵延内在关联着的自我，本身就是存在论意义上的主体概念，而自我成为主体，就需要识别并舍弃掉作为传统认识论的自我概念。柏格森曾区分了两种自我概念，一是“基本的自我”，另一种自我是基本自我在空间和社会的表现。“其中第二种是第一种在外界的投影，是第一种在空间的以及在社会的表现”，而第一种则是通过深刻的内省达到的，是与人的活生生的生命状态融合在一起的，因而是真正自由的生命状态。[42]绵延作为人的自由意志的展开形式，本身标志着人的生命所特有的实现形式，“人类的形式所标志的，正是这种自由。除了在人身上，意识在其他一切地方都不得不停止下来；而只有在人身上，意识才能够继续发展。因此，人就无限地延续了生命运动……”[43]持续是任何一种生命都存在的形式，但人的生命的持续则以创造的方式表现出来，“所谓生命冲动，就是一种对创造的需要”[44]。创造的主体显然不仅只是认识的主体，而是生存的主体。只不过，作为存在概念的主体不再是静态的和可认知的，而是流动性的和可直觉的。

其次，绵延的提出也意味着柏格森力图转换近代认识论哲学形态[45]。近代认识论哲学所关注的设定的主体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关系，作为体现着自由意志及其直觉的绵延则在这种关系之外。但是，绵延成为哲学的中心也就意味着弱化甚至舍弃认识论式的哲学形式。“科学既从外物界去掉绵延，则哲学必得从内心界去掉空间。”[46]传统的空间概念是在牛顿力学即机械力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对传统的空间概念的摒弃，也就意味着对以牛顿力学为理论典范形式的近代认识论哲学的反思与反叛，这一活动直指人的内心世界。针对近代哲学，柏格森指出：“有关精神的种种学说的一个重大错误，就在于它们认为：将精神生命与其他一切生命隔离起来，将精神生命悬在尽可能远离地球的空间里。”[47]而在把人的精神与其他生物的生命活动隔离开来，并将机械理论运用于对生命现象的研究过程中，人的精神生命的内在的观察与直觉却被简化甚至忽略了。事实上，在传统的认识论哲学中，或者是以自然物质观代替生命观，或者仍然是以超验的宗教形式作为生命理论。而柏格森提供的则是一种强调直觉与创造的生命理论。

再次，柏格森的绵延说力图实现对于古典的本质主义形而上学理论的重新解释。本质主义形而上学理论认为必须对虚无做出解释，但在柏格森看来，存在总是在虚无之前，因而我们不能在没有确立起存在的前提下解释虚无，存在与虚无并不是对立着的两类秩序。

至于秩序本身应当这样分类：一类是时间意识中的生命，另一类秩序即存在，它是从变化中引申出来的形式，这意味着存在本身就是存在于时间意识中并存在于生命内部，它本身就是体验。作为形而上学的主体，存在因而被看成了一个经验概念，而形而上学也转换成了一种内在于生命活动中的体验。这样一来，形而上学也就与内蕴于柏格森绵延说中的生命理论融合为一体了。

结合柏格森的哲学抱负，我们可以看出他试图建立一个实现现代哲学形态的转换并能够包容其他现代哲学样态的生命哲学理论。这一思想不仅在存在—历史倾向的生命理论中得到了巨大回响，而且也在英美实用主义以及后来的分析哲学中产生了强烈反响。

德国的生命哲学属于施莱尔马赫的浪漫解释学的继续。施莱尔马赫把解释学引入实践哲学之中，把解释的重点确定为在伦理及实践领域内的人类语言及交往活动。在施莱尔马赫看来，解释的重点并不在于解释的文本，而在于解释本身，这就是创造性地重建解释活动。狄尔泰则把解释活动进一步确定为对生命的理解，对生命的理解是人的精神科学，也即社会历史科学及人文科学的核心问题。关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分，弗莱堡学派哲学家文德尔班及李凯尔特等人已经明确提出过，但他们重视的主要是研究方法上的区别，狄尔泰注重的则是研究内容的区别。自然科学以外在的物理世界为对象，关于自然世界的认识、感觉与思维等都具有外在性，但人文科学则直接关涉于人的生命，属于精神活动的自我阐释，因而难以通过认识的方式去把握，而只能通过人的内在的精神活动去领会、体悟，人的内在的精神活动本质上是理解活动。狄尔泰关注的是作为整体的人的生命，并不是局限于纯粹个体的生命，生命不仅存在于体验与理解中，而且必然在历史中被体验和理解。所谓心理学、解释学与历史学是融汇一体的，如果这一思想得以贯彻，那就显然是对于三类涉及人类精神活动的学科的整体性的改造。对狄尔泰来说，理解本身具有一种存在论的意义，而生命倒可以看成理解活动的在场表现与实现方式。从一开始，狄尔泰就力图摆脱自然主义，进入对人的生命的内在理解。“理解的最本质在于不是同自然认识一样靠的是清楚的、非常确定的东西……是一个确定的—不确定的东西，是对确定东西作的试验，一种永远不会结束的东西，是部分和全部的更替。在这种解释学的交替中，生命范畴能起传导内心经验和外部的图像的作用。”[48]

狄尔泰的生命解释学理论表明，与形而上学一样，近代自然科学也建构了一个独立于生命体验的生命世界之外的抽象的理智世界，这一抽象的理智世界代替了人的整个精神世界。狄尔泰的研究表明，过去的精神科学总是唯科学是从，并且从整个方法上看，近代的精神科学都带有明显的机械论成分。对生命的解释都是沿用近代科学的解释模式，生命的奥秘、生命现象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一直是用机械主义心理学、自然物理现象的规律以及生命的自我保存等生物学规律来描述的，这样一来，对人的生命的解释就只能停留于一种机械主义生命理论水平。因此，要实现对于人的生命的理解，就必须深入到人的生命的核心，这一核心就是人的生命体验。当然，狄尔泰并不反对认识论，因为他的整个哲学努力，就是要建立一种关于人的生命体验的认识论。但在狄尔泰看来，这一认识论不仅需要与近代的认识论及其世界观区分开来，而且还应当成为科学的认识论与世界观的前提性基础。不过，当狄尔泰在致力这一研究时，他的关于体验的生命解释学理论的超越性的人学意蕴不得不打一些折扣，因为当他在努力建构一种关于生命体验的解释学理论时，如何把由科学的认识论所获得的生命理论，转化为其生命解释学的内在的资源或理论环节总还是一个问题。

狄尔泰把时间性看成生命的第一个范畴。这种时间是体验性的时间而不是客观—物理时间，这与柏格森的时间概念是相通的，区别在于柏格森强调的是时间性存在意义上的绵延属性，而狄尔泰则是通过时间性引出历史性。对他而言，时间是对作为存在概念理解的进一步规定，至于时间性的追问则引出历史，这是生命置于其中的总体性领域，相互影响并在时间上持续着的生命，本质上就是历史生活。因此，狄尔泰的真正问题是关于历史的意义，狄尔泰是基于生命本身去理解生命，不是基于其他实在，而生命的基本特征即实在性就在于“历史—存在”（Geschichtlich-Sein）[49]。这种历史—存在是内在于生命活动之中的，而对它的揭示即对于生命本质与真理的揭示。无疑，历史理解本质上应是对于人生命的理解与重构。狄尔泰区分了三种层次的历史理解方法。第一种是编年史学家的历史理解，编年学家注重历史的“史诗般的兴趣”。第二种是历史学家的历史理解，历史学家感兴趣的是国家事件和背后的政治动机。第三种即普遍历史学家的理解，其意义就在于解释和重构内在生命，对内在生命的解释与重构“不仅仅是一种心理学活动，而且还包含了建立在所使用语言和风格基础之上的解释的文法和技术方面，以及源于普遍历史观点的所有情境性特征”[50]。

狄尔泰强调从历史—存在来理解人的生命，但这并不意味着忽视人的个体经验。狄尔泰是在精神科学的总名目下展开其生命理解思想的，其中个体与历史得以交融的情境状况，诸如语言、习俗、风尚、家庭、社会、国家法律、宗教、艺术及哲学等等，构成所谓客观精神，狄尔泰称之为“生命的客观化”历史的本质是通过生命的客观化呈现出来的，但是，只有具有个体体验的自我才是客观精神的承担者，因而在个人的自我生活经验与整体的历史性经验之间构成了一种相互阐释的循环。

从很大程度上说，狄尔泰实际上赋予了自我以一种生存论的意义，并由此转变哲学作为精神科学的方向，狄尔泰称之为“形而上学的安乐死”[51]。狄尔泰把形而上学的发展史看成自我衰亡的历史，在形而上学的演进中存在着向前与向后两种力量，向前的力量使形而上学从宇宙学的客观立场过渡到“自我意识的立场”，而向后的力量则迫使这种自我意识的立场逐渐转换为思想体系，两种力量的合力即表现在对绝对性的知识性的追求，恰恰是这种追求反过来使形而上学走向衰落。狄尔泰把形而上学的衰落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代表分别是：苏格拉底、奥古斯丁与康德。苏格拉底将形而上学从宇宙学转变为自我，这一转变看起来是走入伦理与实践领域，但实际上是引入了一个抽象思辨的领域。但苏格拉底同时也忽视了经验自我与某种超越性存在的关联与沟通，这一超验的神学领域虽然存在于古希腊的神秘主义传统中，但却是由中世纪奥古斯丁真正引进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在这个意义上，形而上学体系化为超验的宗教神学。康德则借助笛卡尔的思想努力把先验意识看成人的自我意识能够独立面对的领域，但是，在康德那里，形而上学仍然是作为一种先验结构而被固定下来的。这样一来，自我意识并没有，也很难取得真正的独立性，而且，与此同时，形而上学中所包含的有价值的蕴含并没有获得某种建设性的传承与表达。在这个意义上，狄尔泰赞同叔本华的观点，认为应当把意志当作意识的核心，因为自我并不是作为知性意义上的自我，而首先是一种经验的和生命的自我。在狄尔泰看来，对这种经验性的和生命性的自我的直观与理解就成为生命哲学的主题——同时也是康德之后的现代哲学的中心任务。

柏格森与狄尔泰的生命哲学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前者的背景主要是生物学的，人的生命确实是一种特例，但它必须通过对整个生命存在物的揭示显示出来。后者的背景是人文主义传统，不言而喻的是，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就是人文科学，生命的理解就是关于人的生命的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存在的意义才得以凸显。然而，即使是从背景上看，近代以来的生物学发展与人文主义传统也是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的，因此从背景上来截然区分以狄尔泰为代表的德国生命哲学与以柏格森为代表的法国生命哲学是很难的。事实上，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的一个重要表现就在于在精神领域摆脱机械进化论而进入对人的精神生命现象的内在直观，这一点本身就是狄尔泰精神—历史科学的自明的前提。柏格森所希望实现的“存在的转化”与狄尔泰所希望实现的“形而上学的安乐死”，都表现了生命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形态的宏大抱负。只不过，前者要求实现认识论哲学样态向生命哲学的结构性转换，而后者则是通过对形而上学的内在分析从而引入生命哲学，二者都强调对生命的内在直观与理解。在此，柏格森的从方法论推进到世界观的生命理论与狄尔泰的从世界观推进到方法论的生命理论融为一体，而这种融合在后来的生命哲学家如西美尔、奥伊肯那里得到了更好的表达。

如果说柏格森与狄尔泰分别从生物学及人文科学两个侧面表达生命哲学，那么，对于西美尔来说，这两个侧面都是呈现生命本质与内涵的方面，生物学与人文科学实际上反映了对人的两种态度：客观的态度与主观的态度，但生命的意义恰恰在于使这两种态度达到某种辩证融合。西美尔在生命中区分了两样东西：动力和先验。前者用公式表示：“更多的生命”；后者用公式表示：“比生命更多”。“更多的生命”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生长。西美尔认为，有机物的生命形式是与因果性相区别的以生命有机体的相互渗透和影响为特征的模式，相互渗透同时标志着生命的独特的体验结构，生命过程的无法预料与不可逆转性以及生命的创造性就是以此为基础的。生命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创造过程，创造构成了生命的内在性，同时也造成了生命活动的矛盾与不安，并使生命过程呈现出持续不断的斗争与冲突，生物有机体的生命总是如此。“比生命更多”，意味着比生物有机体的持续的和内在的生命要更多，可能是一种超生命性，可能是非生命性，也可能是要赋予生命以文化与历史属性等等。总之，是使生命更多地与精神的内在要求相一致，这意味着超越生命的单纯的存在状态，使生命显现出精神的生气，这一点恰恰是德国狂飙运动充满活力的精神运动的体现。而且，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又是指“从生命哲学的角度对黑格尔的精神的自我运动进行重新解释”[52]，或者说是努力在黑格尔式的辩证法精神中发掘或者干脆注入了一种生命的活力。

生命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生活经验问题。正是通过生活经验，生命哲学实现了对传统哲学样态的转换，在生命哲学中，生活经验作为生命的内在事实，要比外部世界的思维形式灵活得多，而生活之内在的生存论体验活动，恰恰是传统哲学的存在论、认识论等论域所建立起来的知识形式难以把握的内容。这意味着，一旦生活经验成为哲学的核心领域，把握世界及自我的概念基础及方式都必然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同时也意味着人的自我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是主客体在一种尚未明确的生存论基础上的沟通与融合。“生命组成了自己的逻辑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起作用的规律同客观认识中起作用的规律不同。就是生活经验也有自己的普遍性和必要性，但都是从属于生命这个事实的内部，因此要比外部世界的思维形式灵活得多。因此生活经验可以作为自我经验的模式。如果说生活经验不应该是封闭的内心活动，那就需要自己的范畴，以提出自己同世界的联系。‘生活在继续’和‘这就是生活’是本体学的两个既适用于体验也适用于世界的无区别的范畴。所以也可以把这些范畴看做是海德格尔提出的‘生存论上的东西’。相反那些纯粹的理解概念，如本体或因果性就太外部了并太清楚地显示了只是同客观事物有关，而不是表示生命和体验的特点。这里显示了生活经验是意义形成的独立形式，这种形式能建立起外部和内部、主观性和客观性之间的联系。”[53]也正是通过生活经验，生命哲学上承直觉主义生命辩证法与意志哲学，往下在一个十分宽广的领域内得以与实用主义关注现实生命的思维方式、与现象学运动中的生活世界观念、与分析哲学中的生活形式概念进而直接与海德格尔的生存哲学沟通，从而成为整个生存论哲学努力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