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主义实存观大体经历了自然生命论、自然神论、折中主义、近代自然主义及近代人本主义四个阶段，前后观点变化较大。自然生命论关注的是生命的自然生长变化，强调人的生命与自然物的自在关联，人生命的根源被自然而然地归于自然物的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动过程。自然神论则通过图腾崇拜等宗教活动将人的生命拟神化。实际上，自然生命论与自然神论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并不存在从自然生命论到自然神论的过渡。折中主义生命观则倾向于在肯定自然主义实存观的前提下融合了一定的超验实存观的内容。近代自然主义实存观基本上是一种机械论式的生命观，而近代人本主义实存观的核心是以物化的实存观对抗神化的实存观。从总体上看，自然主义实存观大多强调人生存的自然本性及动物本性，强调应从人与自然的直接关联思考人的问题，主张以万物存在为根据确立人的生存。

自然主义实存观最初源于伊奥尼亚的自然生命理论，事实上，伊奥尼亚唯物主义的自然生命理论中已经包含了自然神论。人们对包括人的生命在内的万物生命的惊讶与敬畏本身就生成了原初的神圣意识。早期自然主义实存观就是典型的自然神论。爱利亚学派的辩证法，特别是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存在论的伦理学化以后，这样一种自然主义实存观逐渐融入超验实存观的因素。如前所述，在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及生命理论中，起根本作用的还是其超验的目的论，构成其“天上世界”所谓“以太”的根本特性就是不可经验性。在其宇宙论中，他直接提出作为“第一推动力”的“神”才是生命的根本所在。但尽管如此，自然主义实存观并没有完全混同于超验实存观，而是形成自己具有独立意义与价值的传统。随着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神学成为西方的主导文化传统，自然主义实存观又带上了极其明显的折中性。斯多亚学派则把这种折中性发挥到极致：“我们个人的本性都是普遍本性的一部分”，甚至“除了共同本性以外不承认有任何别的本性”[62]。在此前提下，“顺应本性而生存”实际上就是顺应普遍本性，这里的普遍本性（自然）也就是至善，即超验的神性。就像亚里士多德是从其个别中推导出一般一样，斯多亚学派实际上是利用自然主义实存观从而释证了超验实存观，不过其立场仍然还是自然主义实存观，确立普遍本性的意义就在于肯定个体生命本性的意义。

中世纪时，超验实存观占主导地位，而自然主义实存观本身就是基督教神学所否定的观念。但文化条件的匮乏看起来并没有导致自然主义实存观的失效。一方面，基督教超验实存观实际上也强化了自然主义实存观，甚至由此赋予自然主义实存观一种根深蒂固的“赠予”意识，另一方面，从形式上对自然主义实存观的否弃，从客观上是由于强化了基督教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冲突的结果，而日益兴盛的科学精神反过来又为自然主义实存观的成立积累起支持条件。近代以后，自然主义实存观显示出一种与超验实存观迥然有别的立场，即奠定在机械进化论基础上的唯物主义立场：人的生存被看成一种客观存在，而科学精神日益成为与基督教精神对峙的人文精神，自然主义直接成为近代人文主义的核心内容。也正是这一立场逐渐成为与上述超验实存观相抗衡的生存观念，并且取得机械主义的生命科学的直接支持。“机械进化论要求把人完全同化于自然，同化于毫无内在的聚合原则、不具备自身自发性的自然。”[63]近代自然主义实存观看到，为超验实存观所压制的那些东西，诸如知识、理性、情感，恰恰是肯定着人的客观性生存的东西。自然主义实存观把人的生存归结为物质力量，而自身经验也是一种通过知识化而不断增长的东西。随着经验与知识的增长，人发现自己可以通过改造自然从而摆脱其控制，获得自己的生活。这就克服了存在于早先自然主义实存观而又为后来的超验实存观所利用了的宿命论。而且，自然主义实存观对于科学知识也有了一个明确的肯定态度，持自然主义实存观的哲学家们也大多是当时杰出的自然科学家。这些哲学家或科学家大都坚持在认识论领域解决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不过，在涉及人的生存理解方面，开始跳出肉体与灵魂二分的框架，首先把灵魂、精神之类的东西看成超验的范畴并舍弃掉，由此回到一种用物质统一性去统摄世界整体的基本的无神论立场，其中，灵魂与精神之类的范畴本质上都属于物质范畴。

但这并不意味着近代自然主义实存观还原到了古代的自然生命论或自然神论，其中的关键在于有关生命的自然主义精神已经成为人文主义传统的内在组成部分，而在与神本主义对抗的意义上，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是相通的。在近代自然主义实存观中，自然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世界，同时也构成精神学科，我们今天把自然看成与人的精神无关的外部世界的总和，但是，在近代，特别是在17世纪人们的思想中，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自然与作为精神依靠的自然之间并无差别。17世纪的人们研究自然与研究神学出于同样的知识旨趣，这就是弄清世界的善，当人们从科学角度研究自然时，自然并不是指事物的存在，而就像自然一词所指称的本性（本质）一样，是一种造化的产物。“‘自然’在当时并不是指事物的存在，而是指真理的起源和基础。无论其内容如何，凡属自身确定的、自明的、无需求助于启示的真理，都是属于自然的。”[64]但这种本性的自然观随着工业化以及科学的技术化进程被干扰了。事实上，当我们今天谈到自然时，已经不可避免地想到作为人与自然之间日益强大的中介——工业化技术。不过，这本身也是技术化时代自然主义实存观必然改变的原因所在。自然主义实存观强调人生存的生物本性，并不是要强调人生存的独立性，而是要强调人生存的客观性并以此否定将人生存的依据确定为超越者的神学存在观。但这一否弃却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重新厘定自然与精神的内在联系。因为在自然主义实存观，特别是在机械进化论意义上的自然主义实存观中，人的精神被还原为外部自然的必然逻辑，没有内在性与自主性，但这显然违背了精神的本性。“关于精神与生命的关系的各种形式——机械论观点，首先忽视了生命范畴的特性，因此也必然误解精神。”[65]在这一意义上，自然主义实存观一方面影响了人文主义的结构性变革，但与此同时也可能导致人文主义与传统断裂。

自然主义实存观努力将作为精神本质的灵魂还原为物质实体。但如何还原，恐怕并不只是属于科学技术的问题。在这方面，当时的科学家们所提供的若干思考都有些勉为其难，甚至十分可笑。自然主义实存观假定了与超验实存观的严格区分，这种设定反过来也成为自然主义自身的障碍。自然主义实存观彻底坚持其生存的客观态度，甚至于把世界齐一化，把人及人的生存视为与万物存在并无差别的存在物，但这样一来也就走入了一种无视人生存的独特性的极端。超验实存观把人的生存提升为神的实存，人生存的根据被确定为神。自然主义实存观针锋相对，否定神是人生存的根据，而否定的方式则是将人的生存还原为一般生命物。这样一来，人生存的神圣性也被同时否弃了。拉美特利就说：人“归根结底却只是一些动物和一些在地面上直立着爬行的机器而已”[66]。狄德罗则干脆用机械论来解释人的生命：“生命，就是一连串的作用与反作用。”[67]

也许，近代唯物主义对人的生命所做的这种理解，还不应简单地理解为是对人的生命意义的贬斥，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看成针对封建神学否定人的自然生命本性的反叛。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近代唯物主义对人文主义的理解方式是策略性的。在西方哲学思想史上，近代唯物主义往往是被一笔带过，甚至完全被忽略，但在思想深度以及历史意义方面还是不可忽视的。一种思想的意义有时并不在于思想体系本身是否精致或深刻，而在于它的思想后果及其影响，而这正是近代唯物主义的意义所在。在评价近代唯物主义的历史意义时，马克思曾中肯地指出：“17世纪的形而上学的衰败可以说是由18世纪唯物主义理论的影响造成的，这正如同这种理论运动本身是由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所促成的一样。这种生活趋向于直接的现实，趋向于尘世的享乐和尘世的利益，趋向于尘世的世界。和它那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实践相适应的，必然是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理论。形而上学在实践上已经威信扫地。”[68]

无神论传统其实一直就在致力于反叛和否弃形而上学。近代唯物主义采取的方法是通过拉平人与一般生命物的差别从而抹平可能存在于人身上的形上性，这一点仍然延续到当代哲学中。近代唯物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解除了先前附着于人生存之上的自然神性，在这个意义上也与先前的自然神论区别开来，但并没有由此导向一种主体主义。其根源就在于近代唯物主义仍然强调人与自然界在生存处境上的一致性。仔细琢磨霍尔巴赫的如下洞见，我们或许感到在近代唯物主义与现代性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竟然能够形成一种跨时代的批评与对话。

人自以为比其他动物优越，这种狂妄的自负是很不应该的，如果冷静地把人的全部狂妄想法研究清楚，这种优越感很快就会烟消云散。动物的行为多么经常地说明它们比自封为主要是理性动物的人类更加诚挚、审慎和明理得多！我们是否可以在这样经常地过着无权的奴隶生活的人们中间遇到像蚂蚁、蜜蜂或海狸那样组织得令人不胜惊羡的生物社会呢？我们是否曾经看见过同一种类的动物猝然相逢在某个辽阔的平原上会无缘无故地互相消灭和杀戮呢？谁见过它们中间进行过宗教战争呢？野兽之所以残酷地对待其他野兽是由于饥饿和求食的必要性；人之所以残酷地对待人，则仅仅是由于他的统治者的虚荣心和狂妄粗鲁的偏见。[69]

自然主义实存观是要通过肯定人生物性的自然天性来对抗把人的生存归结于超验的上帝存在。自然主义逐渐成为解释世界及人的内心世界秩序的强大支撑。“不仅心灵的经验的生存已被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依赖于自然的条件，而且有一种侵吞它的本质，最终把它完全纳入一个扩大的自然主义框架的企图。”[70]由于强烈要求把所谓上帝的力量还原为人自己的力量，近代自然主义实存观又进一步展现为人本主义生存观，但这种人本主义生存观其“人本”立场却是可疑的。在这方面，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自然观是分析的典型。首先，费尔巴哈表达了上帝人本化的旨向：“宗教，至少是基督教，就是人对自身的关系，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就是人对自己的本质的关系。……属神的本质不是别的，正就是属人的本质，或者，说得更好一些，正就是人的本质，而这个本质，突破了个体的、现实的、肉体的人的局限，被对象化为一个另外的、不同于它的、独自的本质，并作为这样的本质而受到仰望和敬拜。因而，属神的本质之一切规定，都是属人的本质之规定。”[71]至于人的生存本质的内在规定性，在费尔巴哈看来，就是诸如知识、理性及情感之类东西：“理性、爱、意志力，这就是完善性，这就是最高的力，这就是作为人的人的绝对本质，就是人生存的目的。人之所以生存，就是为了认识，为了爱，为了愿望。”[72]看起来，费尔巴哈赋予了人生存以无神论的形式，把理性、爱、意志力看成人生存的内在结构，实际上意味着把人的生存从活动过程与方式上与基督教神学区分开来了。但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把这种人本主义贯彻到底（实质是将无神论贯彻到底）。

费尔巴哈确实看到了人的生命本性，其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生存观的双重内涵也表现了这一点。但在生命意义的归属上，他却把类与个体对立起来，从而陷入了一种抽象的人类中心主义。人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物，这没有问题，但在费尔巴哈看来，人的对象只能是自己的类，也只有通过“类”，人才能实现自己的生存本性。“类的尺度，是人的绝对的尺度、规律和准则。”[73]“只有将自己的类、自己的本质特性当作对象来对待的生物，才能够把别的事物或实体各按其本质特性作为对象。”[74]在此，“类”是以“克服了孤独的个人”作为“与人共存的人、‘自我’和‘你’的统一”[75]。这种“类”，不过就是抽象化的“上帝”。这样一来，费尔巴哈式的人本生存论又直接导向了抽象的神学人类学。费尔巴哈在人类学的意义上贯彻了人本主义立场，但却没有在存在论进而在彻底的无神论意义上贯彻人本主义。费尔巴哈并没有能够跳出西方文化传统去理解人及其生存，在这个意义上，他所坚持的自然主义实存观实际上正是建立在一种隐蔽的超验实存观基础上的。

自然主义实存观反对通过外在的上帝来理解人的生存，反对超验实存观对于无限的崇拜，反对将肉体与灵魂分裂开来，反对将灵魂看成脱离肉体的永恒存在，反对把灵魂凌驾于肉体生命之上。他们所强调的是人生存的客观性、灵魂的物质本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的生物性存在本性，他们强调通过人自身的生物物理本性去寻求人自身生存的客观依据。这种理解当然有其合理性。它贯注了一种对于人的生存应该坚持的基本的唯物主义立场。有一种观点认为旧唯物主义（特别是近代唯物主义）在看待人的生存时存在着一种贬低人的精神作用的消极性。这是需要加以仔细甄别的。旧唯物主义所反对的只是在宗教神学中那种无限抽象人的精神，而他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通过客观的科学知识阐释人的精神的物质性并以此对抗宗教神学。在宗教神学作为绝对意识形态的时代，这一工作体现了巨大的人本学意义，特别是法国启蒙哲学所做的工作实际上正是文艺复兴思想解放运动的进一步完成。而且，还应当说，在自然主义或无神论生存观的发展中，逐渐融入了一种通过客观地认识人生存的外部条件从而理解人的现实生存状况的理性分析方法，这种理性分析方法本身就是人的生存能力不断提高的表现。

卡西勒在总结18世纪的理性成果时曾说：“理性不再是先于一切经验、揭示了事物的绝对本质的‘天赋观念’的总和。……人们把理性看作是一种后天获得物而不是遗产。它不是一座精神宝库，把真理象银币一样窖藏起来，而是一种引导我们去发现真理、建立真理和确定真理的独创性的理智力量。……整个18世纪就是在这种意义上理解理性的，即不是把它看作知识、原理和真理的容器，而把它视为一种能力，一种力量，这种能力和力量只有通过它的作用和效力才能充分理解。”[76]这一作用与效力其实就是通过应用理性所展开的科学。理性是通过科学而具体展开人的认识与改造活动从而不断拓展自身的生存能力，而理性对科学的崇拜也恰恰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自然主义实存观的精致或高级的样式就是理性主义，但这种理性主义的形成，恰恰是以离弃人的感性的个人生存为前提的。“理性不是任何人反躬内视或通过引导就能达到的，只有少数天赋最高的人通过长期苦修苦练才有可能豁然贯通。这就是神圣的迷狂境界，它是对感**的彻底抛弃，是全身心融入唯一涵盖一切的善的观念；简言之，是将个体生存完全化解为抽象普遍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人（哲学家）就沿理性、智慧而达于最高美德、正义、善。无疑，这样一种正义和善是无视个体的。”[77]然而，也正是在这种理性主义境界中，苏格拉底那种思想与生活、理性与感性融合的生存样式不见了。这就是说，理性主义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形上的生存观念，使得理性与人的生活相分离。然而，如果不是片面理解的话，人的个体生活必然蕴含着类生活的内容并因而反映着人的社会性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个人的感**本身就以一种自觉的方式反映了人类共同生活的理性抉择。如果说情感或感性乃生存的表达方式，理性则是生存的能力形式，是对生存公共性的理解，就像承认存在着人生存的内在性一样，人同样还是理性的动物，也就是说，人的理性从本质上与人的感性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