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验实存观与自然主义实存观构成了传统哲学的两种主要的实存观念。超验实存观表征着有神论传统，而自然主义实存观则体现着无神论传统。二者对于人生存的根据和意义的理解各不相同，但在对于人生存的思维设定上却又是相通的。两者都是基于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人的生存成了一种对象客体，不仅如此，当人的生存被看成对象客体时，生存的根据却被抽掉了。胡塞尔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也适应于对传统哲学实存观的批判：“如果人成了一个‘形而上学的’或特殊的哲学问题，那么人在这个问题中是作为一个理性的生物；如果人的历史成了一个‘形而上学的’或特殊哲学的问题，那么它所涉及的就必定是历史中的意义和理性。”[78]从很大程度上说，超验的实存与自然主义的实存都是出于形而上学设计的需要，在此意义上，人作为自然的实存物，倒反映了形而上学的一种本质性规定：人是形而上学的生物，如同海德格尔所说，在形而上学中，人作为“一切存在者都表现为劳动的材料”[79]。超验实存观与自然主义实存观都是基于对人的形而上学设计的需要，而在这一过程中，形而上学也逐渐离弃了它的深刻的生活基础。在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剖析两种实存观的症结。

第一，两种实存观都是基于抽象的、形上的存在论假定。超验实存观的前提就是抽象的存在论设证，其实自然主义实存观撇开人的感性而对自然本身的抽象、对人的生存的生物学性规定以及理性主义的致思路向，同样也是出于抽象形而上学的路向。而且，正是在抽象的形而上学设定中，两种实存观是相通的。一方面，超验实存观从目的论的层面上规定着自然主义实存观，自然主义实存观反映了人对于自身生存的有限的解释，但这种解释不可能达到整体的自足性，也就是说，它只能用来解释世界观，而且是撇开了人自身生活的外部世界观，至于对自身生命意义的解释与建构，自然主义实存观其实是直接或间接地诉诸超验实存观的。换句话说，当自然主义实存观仅仅只是在知性意义上确证人生存的生物本性时，实际上又把生命的目的性问题交给了超验的上帝。人通过知性的方式设定超验者的存在，看来并不是理性的预置，而是人的理性活动自身的悖论性结果。人的实存是为了确保上帝存在的绝对性，因而在传统存在论的意义上，正如有神论是高于无神论，超验实存观其实是优越于自然主义实存观的。但是，超验实存观表现的只不过是超出于现世生命活动的神的存在观念，神的存在占据着纯粹的精神向度和历史向度，人的生命世界把神的存在作为唯一的信仰，而这本身又是以否定生命世界的超越性为前提的。而且，活生生的人的生存活动还被还原为某种与自然万物无异的生命实存物。本来活生生的生命世界，由此成为缺乏生命表现力的灰色世界，而超验实存观与自然主义实存观的对立，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这一灰色世界的理论注脚。

第二，是“实存”与“实存论”，而不是“生存”与“生存论”。在前面有关生存的词源追溯中已经分析过，表达人生存的词Existence（Existenz）在传统语言系统中并没有现代英（德）语中所理解的“超出去在（Outstanding）”的意义，而只是一个实体词，意指具体的、非自因的存在物。其原因在于传统哲学并没有直面生存，而只是把生存看成一个被给予的以及作为对象和客体的范畴，即把生存只是理解为一种既定的实存形式。超验实存观把“生存”理解为一种由超验存在所设定的有限的肉体存活，在基督教语境中，人的实存正是由上帝赠予的。自然主义实存观则把生存看成可认知的生物性和物质性的客体。它们都只是看到人的自在的与被动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人的自为的、主动的一面，因而都只能根源于一种外在的实体，而不能立足于人的生存这一基本事实及其实践要求，即都没有从内在的属人性出发去把握人的生存。其结果就导致了只有“实存”而无“生活”，在对于存在的实体性的形上建构中却遗忘了关于活生生的人的生命的理论阐释。

第三，把精神性生命活动与生物性生命活动割裂开来。人的生存是物性存在与精神性存在的共生关系，物性存在是人生存的基础，而精神存在则是人生存的特质。人的物性存在并不仅仅只是物性的，而是内在地蕴含着精神性，反之，人的精神性存在也不只是抽象的，而是与相应的物性存在协调一致的。但是，上述超验实存观与自然主义实存观却往往把人生存的物性与精神性对立起来，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把人的生存分裂成肉体与灵魂，即分裂成物性存在与精神性存在并各执一端。把人的生存升华为形上的、崇高的价值体系，这本来也反映了一种值得敬佩的生存理念，毕竟我们都需要克服现存生活的有限性，而人们对于来世的渴求原也无可厚非。但它不应该以分裂人的生存并且否定其中的“生”及其“在世”的意义为前提和代价。肯定生存的超验性不能走入完全的禁欲主义，反之，坚持人生存的物质本性与灵魂的可认知性反映了人们最基本和最真实的生存要求，并且以科学理性的形象确立起了人类对于自身生存条件的基本理解。但这种观点却对人做了还原式的理解，并在不知不觉中把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对立起来，甚至不自觉地潜存着某种科学崇拜。

第四，没有形成一种真正超越生存境遇的生存观念。作为一种自觉的观念，生存观念应当具有一种超越单纯个体感觉的历史性，是一定时代人们对于其基本生存状态的理论自觉。但传统上人类受动的生存状态决定了哲学生存观的自在性与非反省性。无法摆脱的匮乏物质生活条件，使得人们的生存欲念片面化并且极端化，要么诉诸一个超验而完满的来世观念，并使人们从精神方面屈从于现实生活的困苦，要么通过求助于外部力量从而摆脱自身生存的种种束缚。但在生存理解上都没有能力把精神与意识看作人生存的内在结构，看成人生存的自我确证与表现方式。正因为如此，传统哲学无法意识到人作为生存主体的意义，更无法反思自身的生存状态。自然主义实存观直接就是自在生存观，从它身上是无法直接提炼出人的生存这一思想前提的。超验实存观似乎旨在给人们的生存提供某种精神慰藉，但它恰恰是以拒绝人的主体自我意识为前提的。宗教神学正是把对于匮乏的生存条件的臣服作为其立论前提，并通过神话、神示、隐喻、启示等宗教方式促使人们安于生存的受制状况，这极大地限制了人们对生存属人性的理解。实际上，超验实存观与自然主义实存观都只是表现了外在的超越性，都没有从人生存的内在结构中去展开人的超越性，之所以如此，关键原因在于没有从人自身生成的历史中提炼出人的超越本性。如何实现从外在超越到历史的超越并把历史理解为人生存的本质结构，成为当代哲学生存论的关键问题。

第五，传统实存观的实质在于本质主义与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哲学在寻求人生存的缘由时总是无法跳出经验与超验的二元分立。生与死被看成感性世界无法统一的矛盾，同时也是实存观无法摆脱的矛盾，但在隐秘的意识中，死亡仍然是作为某种永恒的在场显现而赋予存在意义的，而与之相对的生倒失去了根据与本质。这样一来，人生存的理由则被归于某种纯粹客观的存在即所谓本质。本质即以实体性方式存在的本体，它是不动的一，它通过逻各斯从而展开精神与自然体系，人生存的根据就前定于这一过程之中。传统西方哲学都致力于寻求事物之所以存在的本质，而这种“本质”实际上又只是某种外在的实体。超验实存观将人生存的本质归于外在的理念与绝对的神；自然主义实存观则把人的生存归于外部的自然实体。然而，本质主义所寻求的恰恰不是“本质”，而是外在于人生存的实体规定性。外在的实体之所以成为人们必须信从的存在根据，就在于它显示了某种具有绝对客体意义的逻各斯，而本质作为根据正是通过、也只能通过逻各斯中心主义才能完成。只不过，在这一过程中，人生存的丰富性被撇开了。本质主义与逻各斯中心主义既是逻辑思维的表现形式，也是传统实存观的表征方式。传统的生存观，不管是超验实存观，还是自然主义实存观，它们所关注的都是这样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要么表现为通过逻辑形式演绎出来的超验判断、道言、神谕，要么表现为强烈的对体系化的迷恋。但是，恰恰是上述本质主义与逻各斯中心主义所固有的外在性，既掩盖了人们真实的生存状态，也封堵了人们对于自身所处的生存状态的自我意识。

本质主义与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传统认识论哲学传统的特征。这同时也意味着，所谓实存观，其实是与认识论哲学范式密不可分的。换句话说，所谓实存观，本身就是认识论哲学对于人生存的典型的理解模式。本质主义与逻各斯中心主义深刻的思维根源在于认识论哲学的主客二分中，而且由于受强大的存在论传统的支配，主客二分中的“主”的方面因为被抽象为绝对的实体，从而失去了从生存论的维度确立主体性的能力，而“客”的方面则因为知性化的力量与话语主动权而成为确证人生存的外在的条件。而认识论的兴起及其强盛，恰恰是生存论逐渐从存在论中被离弃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生存论的复兴部分地意味着区分存在论与认识论的界限，并使生存论获得一种健全的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认识论而回复到所谓纯粹存在论的哲学状态，在认识论哲学与当代生存论哲学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决然的断裂。这同时也意味着，在传统的实存观与当代哲学的生存观中，还存在着某种值得深入挖掘的关联。

[1] [德]E.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翁绍军译，26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2] [美]特伦斯·欧文：《古典思想》，覃方明译，21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3] 参见[德]E.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翁绍军译，9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4] 参见[德]E.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翁绍军译，20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6] [德]尼采：《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周国平译，3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7] [德]E.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翁绍军译，25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8] 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1卷，1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9] 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1卷，215～2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0] 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1卷，2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1] [德]E.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翁绍军译，15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12] [德]E.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翁绍军译，17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13] 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1卷，2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4] 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1卷，2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5]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3卷，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16]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2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17]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2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18]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贺麟、王太庆译，28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19] 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1卷，5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20] 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1卷，5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21] 邓晓芒：《思辨的张力》，43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22] [德]E.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翁绍军译，68～69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23] 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1卷，9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24]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古希腊罗马哲学》，7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2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论呼吸》472a3—16，转引自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2卷，10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6] [古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余灵灵等译，194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27] 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2卷，3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8] [古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余灵灵等译，197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29] 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2卷，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0]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5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31] 参见[德]E.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翁绍军译，82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

[32] [英]戴维·梅林：《理解柏拉图》，喻阳译，175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33] [古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余灵灵等译，192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34] [英]戴维·梅林：《理解柏拉图》，喻阳译，77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35] [古希腊]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11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36] [英]戴维·梅林：《理解柏拉图》，喻阳译，78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37] [古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余灵灵等译，188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38]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贺麟、王太庆译，4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39]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贺麟、王太庆译，6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40]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贺麟、王太庆译，6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41]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贺麟、王太庆译，6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42] 邓晓芒：《思辨的张力》，50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43] 邓晓芒：《思辨的张力》，53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44] 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2卷，5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5] 邓晓芒：《思辨的张力》，53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46]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贺麟、王太庆译，28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47]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3卷，3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48]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贺麟、王太庆译，3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49] [德]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翁绍军译，198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50]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51] 邓晓芒：《思辨的张力》，57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52] [古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余灵灵等译，161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53] [古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余灵灵等译，130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54]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24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55] [法]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25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56] 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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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德]比梅尔：《海德格尔》，刘鑫、刘英译，3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60] [德]拉纳：《圣言的倾听者》，朱雁冰译，13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61] [德]布尔特曼等：《生存神学与末世论》，李哲**、朱雁冰等译，8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62] 北京大学西方哲学教研室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18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63] [德]鲁道夫·奥伊肯：《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万以译，1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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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法]狄德罗：《狄德罗哲学选集》，江天骥等译，15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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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法]霍尔巴赫：《健全的思想》，王荫庭译，9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70] [德]鲁道夫·奥伊肯：《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万以译，1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71] [德]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4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72] [德]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3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73] [德]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等译，4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74] [德]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等译，2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75]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18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76] [德]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11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77] 邓晓芒：《思辨的张力》，53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78]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在熊译，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79] [德]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40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