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格拉底特别是柏拉图之后，西方哲学开始表现出浓厚的超验气质。它否定常识生活的意义，否定人的感性经验，表现在生存观上则是灵肉二元论，人的生存被分割为肉体与灵魂，进而通过否定肉体价值的方式提升灵魂的存在意义。灵肉二元论的结果是一种超验文化观的生成，而人的生存之所以被看成一种实存物，实际上正是由这种超越文化观确定了的。

超验实存观并不是理性的自我选择，它的形成最初倒是与种种原始宗教的神秘主义有关。苏格拉底受奥尔弗斯神秘教义以及毕达哥拉斯的禁欲主义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在哲学观上他要实现的从自然哲学向人生哲学的转换，具体就表现在确证脱离肉体的灵魂的绝对存在性。在他看来，对于神（唯一的神，即“至善”）的超验性的体验以及由此达到的灵魂的纯洁才是哲学的根本目的。他本人所谓哲学家的职责即练习死亡，实际上就是指获得对于永生的体验和精神的迷醉状态。“哲学家的职责恰恰在于使灵魂脱离肉体而获得自由和独立。”[52]“灵魂这个不可见的部分，离开肉体到了一个像它自己一样实在、纯粹及不可见的地方……或不可见的世界去谒见至善和至明之神。”[53]练习死亡看起来并不只是理性的纯洁，而是要实现死对生的绝对超越，或者说是通过这种无限的超越实现对生的有限性的肯定，这种超越不可能是理性的推导而就是生命的体验形式。这种体验注定是超验的，因为它要求超越个人的肉体生命，否则就不可能达到面对死亡的坦然与旷达，苏格拉底对于死亡处之泰然的态度所反映的正是这种坦然与旷达。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展开了苏格拉底的超验实存观。不过具体理路看起来有差异。柏拉图强调灵魂与肉体的分离以及灵魂的绝对超越性，亚里士多德则试图将目的论贯注进自然主义的生命理论中，但是对于生存根据的理解，仍然是柏拉图的超验立场。在柏拉图看来，“生存”作为一种肉体事实无疑是存在于“可见世界”或“感性”之中的，但“可见世界”与“感性”却是虚假的或不可靠的，只有“可知世界”或“理性”才是真实可靠的；人的生存不过是人的灵魂对其肉体存在的不断超越和否定的过程。生存是非存在的，是实存的现实性，它虽“生存”并存身于“可见世界”及“感性”之中，但其根据或意义却在“可知世界”与“理性”之中。亚里士多德虽然关注人的自然生命，却把人的生存的根据、把全知全能的生命价值（“至善”）赋予了绝对超越者。“生命固亦属于神。生命本为理性之实现，而为此实现者惟神；神之自性实现即至善而永恒之生命。因此，我们说神是一个至善而永生的实是，所以生命与无尽延续以至于永恒的时空悉属于神；这就是神。”[54]

古希腊的超验实存观在后世的基督教神学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表达。也许，在表达超验的生存观方面，宗教由于它本身的神秘性、世俗性以及悖论性，要优于追求明晰性与统一性的哲学表达方法。超验虽然是与经验相对而言的，并且从形式上看脱离经验，但是超验仍然属于某种体验性的东西，只不过这种体验常常源于日常经验的隐秘层面。这一层面是存身于世俗生活而又试图摆脱世俗生活的人们所向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的世俗性恰恰显示了超验得以日常化的途径。宗教的悖论性表现在，宗教提供的是一种关于永生的信仰，而永生注定是与个体有限的生存对立的，这种对立是哲学理性所难以忍受的，但对于宗教而言恰恰有益于表现超验生存的绝对优先性。对于宗教而言，生存必然只能是个体性的，而个体生存的有限性又确定了生存的实存本质。这种实存其根据不可能出自个体生存的有限性，甚至于相对于存在的绝对而言，这种个体生存完全可能看成非存在。但非存在作为生命的实存形式，又不能是没有根据的，这一根据就在于宗教神学所设定的永生观念，传统哲学对生存的理解必然是从属于基督教神学的永生观念。

超验实存观集中表现于基督教神学对于生命的理解中，基督教神学的超验实存观有如下几个特征。

特征1：超验的生命价值观。

在基督教神学中，生命的意义及价值是由“原罪”和“来世”观念所确定的。基督教设定人（类）的出生是带有原罪的，原罪是人（类）的生存的宿命。无法摆脱的原罪注定了人们现世生存的苦难，因而，人生存的唯一目的就是赎罪以获救。人之所以有“生存”，是从“上帝存在”这一绝对命题中领受的结果，人的现世的受难方显得有意义。帕斯卡尔曾说：“假如世界的生存就是为了把上帝教给人类，那末上帝的神圣性就会以一种无可辩驳的方式照亮着世界上的每一个部分；然而，既然世界只是因耶稣基督并且为耶稣基督而生存，并且是为了把人类的腐化与人类的赎罪教给人类，所以万物就都在闪烁着这两条真理的证明。”[55]个体生存的确需要通过体验与感性展开其生命意义。但个体生存的根据绝不由于体验与感性，相反，人之体验与感性乃是出于超验者的给予，是超验者绝对存在的证明。人因为上帝存在而活着，也因上帝存在而死去。正因为这样，人的生存，就其有限性而言，就是自身肉体的活动，就其无限性而言，则是肉体死亡之后升入天堂的灵魂。人们必须克制和忍受有限性即肉体的折磨，以达灵魂不朽，即永生。“对于基督徒来说，人的生活与生命并不是终极目的，对他人与现世的爱只有跟随上帝的教导与榜样才有真正的价值，才能升华为无私的爱。”[56]可以说，基督教神学正是通过允诺一个人人都在渴盼着的来世及永生观念从而弃绝了现世的肉体生命及其感性经验。在此，人对于无限性的关怀本身就是以超验形式而置于人的意识活动之前的，它并不取决于人的理性自觉，而是来自神谕、隐喻及启示。人们可以通过理性的方式去求证自身生存的意义，但这种方式只能标志着某种可能的中介与证验形式，而不可能成为生存的自身确证形式。

特征2：人与自然生存关联的中介性。

基督教神学的超验实存观表达了人与自然之间特有的生存论关联的中介性意义。人不能仅仅以经验方式与自然发生关系，特别是在经验十分有限的情况下。面对难以抗拒的外部自然，一方面人陷入莫大的恐惧之中，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某种想象性的和群体性的力量实现与自然的对话。单纯的神秘主义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它不能满足人的自我理解需要。苏格拉底所提出的“告别自然”已经表明了人试图摆脱外部自然控制的愿望。但要摆脱外部自然的控制，凭靠人本身的力量无疑是不够的。人必须要借助一种超自然的并且又是超验的力量与自然抗衡。这一力量就是神，就是上帝。在中介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方面，超验的神性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首先，上帝作为整体的人，作为人的内在力量直接与自然抗衡，从而超验的神性代替了可经验的外部自然的外在性，而人对于神的敬畏则替代了早先那种人对于外部自然的恐惧。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神学通过超验的方式确认了人对于自然的占有关系并且赋予生命以神圣性。其次，上帝作为自然的替代者而与人打交道，从而使得人寻求到一种与自然的依赖关系。上帝的人化与上帝的自然化是同时的，人依赖上帝，同样意味着人应当依赖上帝背后的自然。当然，超验的神性不仅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性意义上，它本身追求至善与崇高的精神力量也同时超越人与自然的关系，并贯注于包括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神之间以及人与自我之间。这就是说，能够被人们称为属人世界的一切，在超验实存观看来，都是以神的力量和形象发生作用并表现出来的。不过，这样一来，世界的属人化则被归结为世界的神化，文化的世界异化为神的世界，以神为中介的人与自然都是一个整体化的实体。人即是整个人类，而难以细分为包含着个体、群体、族群体、类群以及国家社会等意义上的社会性的人，而自然则往往被看成与人的活动对立的外部自然世界。人与自然的对立往往被直接归结于现代性的结果，但在文化的意义上，基督教神学所导致的人与自然的分化也不可忽视。

特征3：世俗化外观。

像所有的宗教一样，基督教神学也要求向所有“信徒”的心理体验敞开并且内化为“信徒”的日常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神学也不断激发着人的生存觉醒。实际上，在基督教神学中，所谓经验问题已经转化成体验问题，因而超验也被还原成心理体验过程，即通过人们心理体验的自我超越从而达到面对超验世界的还原过程。由体验向超验的还原之途是值得思考的。一般而言，在缺乏自我意识的情况下，人们其实容易对某种神秘存在产生集体无意识式的体验。原始的图腾与集体仪式基本上都包含着对某种自然存在的崇拜与敬畏，这种情结甚至在现代的明星崇拜中还有所表现。在集体无意识式的崇拜体验中，人们对自己所处的这种“自我意识的缺乏状态”总是惊人的无知。几乎人人都认为自己具有怀疑能力，也时时处于怀疑状态，但很难觉察自己所处体验状态的虚妄。但恰恰是这种本质上纯然来自心理、而不是来自客观与知性意义上的怀疑使得被怀疑的对象不知不觉间变成了自己所膜拜的对象。尤其是对于生存意义一类问题的怀疑最容易陷入这种状态，在其中起作用的是一种负罪感以及不同程度的妄想症。在这个意义上，奥古斯丁等人也包括现代神学关于“否定神学”的宣扬实际上利用了人们的这一心理。

由经验向超验的提升必然依赖经验个体的情感体验，这就是所谓的精神迷狂状态。奥古斯丁曾在其《忏悔录》中通过现身说法形象地描述了这一状态：“我逐步上升，从肉体到达凭借肉体而感觉的灵魂，进而是灵魂接受器官传递外来印象的内在力量，也是禽兽所具有的最高感性。更进一步，便是辨别器官所获印象的判断力；但这判断力也自认变易不定。因此即达到理性本身，理性提挈我的思想清除积习的牵缠，摆脱了彼此矛盾的种种想象，找寻到理性所以能毫不迟疑肯定不变优于可变，是受那一种光明的照耀——因为除非对于不变有一些认识，否则不会肯定不变优于可变的……这时我才懂得‘你形而上的神性，如何能凭所造之物而辨认洞见’，但我无力凝眸直视，不能不退回到原来的境界，仅仅保留着向往爱恋的心情，犹如对于无法染指的佳肴，只能歆享而已。”[57]奥古斯丁的这一直观体验思想已被西方人看成获得神性与至善理念的典范。应当说，没有这样一种“怀疑”式的体验，超验的生存观是很难变成人们共同的生命体验的。在从经验向超验的提升过程中，怀疑起着一种重要的作用，但这种怀疑看起来并不只是感觉论上的，而是具有一种认识论的意义，并且从理论上说，只有在认识论意义上的怀疑方法被确证起来以后，怀疑才能在由经验到超验的提升过程中担当起诠释实存的意义，通过认识论所确证起来的怀疑方法，本身是以先验的逻辑图式被固定下来的。

在汉语语境下我们很少分辨超验与先验，但是，在西方哲学及基督教神学中二者的差别却是非常明显的。“先验”（Priori）属于认识论的范畴，而“超验”（transcendental）则属于存在论的范畴，超验与生存论体验有更为直接的关系。按康德自己的说法，先验“乃是指与知识之先天的所以可能及其先天的使用有关之一类知识而言”的“范畴的规定”，是“与经验共处于知识之批判范围内的”[58]。依海德格尔的看法，既然只是范畴的规定，就只是“非人的存在者的规定”，因而并非对人的“生存状态”的“结构性规定”[59]。先验虽然是独立于经验而存在的，但其存在恰恰又必然与经验相关，并且是经验得以成立的绝对条件。而超验则直接涉及存在的规定，并且是生存论的根基意义的阐释。按照神学家拉纳的意思，并不存在所谓“纯粹形式的先验启示”。“‘先验启示’，永远只能发生在这个人的范畴性的经验之中，因而，‘先验启示’之纯先验性和形式性根本是无法把握到的……先验启示之为先验启示本身总是在其范畴性的具体状态中方才被把握和显现出来，这就是说，愈是参与和从事范畴性的启示史，启示的超验性就愈加明显地表露出来。”[60]所谓先验启示的展开过程，就是对于具有生存论意蕴的超验认识论的展开过程。就存在论与认识论的内在关系而言，超验是优先于先验的，在生存论的论域内，先验也需要还原为超验。

人总是要给自己的生存寻找一种理由。但是，在人类自身生存能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这种理由不可能直接来自人们的生存愿望或意志。这就需要借助于超验的、抽象的或客体的力量，把人们所直接惧怕的外部存在转化为人所敬畏的超验性存在；把某种想象性的存在转化为人们普遍认可的实体性存在；把某种普遍的心理渴求抽象为理性的绝对要求；然后，在此基础上，使超验性存在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的体验活动，使实体性存在展开成逻辑图式，使绝对理性展开成现实的“合理性”。通过上述环节，人的生存被看成具有自身否定性的存在方式，人能够通过灵魂超越肉体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对于崇高精神的向往、对于无限性存在的敬畏就是人能够生存的理由。人之所以生存，就在于上帝的存在。

通过基督教神学来肯定和阐释人生存的有限性，这显示了西方文化的某种智慧，并且，对于当代西方社会，这种文化传统仍然在阐释生存论方面占据着重要位置。应当说，基督教神学，也较为成功地表达了人的生存所包含的悖论性。人的生存之所以有限，就在于在这一有限的界线之外是无限的、未知的、同时也是神秘的世界。人们都惧怕有限性，也难以逃避有限性的限制，但人们也因此要求通过超越有限性的方式来肯定并追求尽可能多的有限性。不过，在做到这一点之前，又需要对无限性有所确认并有所“敬畏”，而宗教所包含的神秘性则具体引导着人们面对永生的超越存在的神圣体验与敬畏。对无限性的肯定因而就只有通过神话与宗教方式来完成。“神话表达了对人类生存的特定的理解。神话相信人的生命、世界的依据和局限性存在于我们不能预计和控制的一种力量之中。”“神话赋予超验的现实以一种内在的、世俗的客观性。神话将彼岸赋予此岸。”[61]神话是通过想象的方式把世俗的生活赋予神的内容，并以此规范和调整现实生活。

在基督教神学的超验实存观中，人的生存通过抽象和实体化从而分裂成肉体与灵魂两部分，其中对肉体的有限性理解是通过对灵魂的无限性理解实现的。对肉体的肯定竟是通过肯定灵魂并否定肉体的方式而达到的，这的确是一切现实主义生存观所不愿意接受的，但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够成为某种对抗现世主义及享乐主义的精神资源。事实上从这种超验的生存观中表现出来的理想主义在西方思想史上一直是人们摆脱物欲生活的精神支柱。没有这种理想主义，人们或许就不能自觉地适应自身有限的生存环境，也更难以超越自身有限的生存条件从而认识到人的生存本性。此外，否定人们现世的物性生存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保护人类有限生存条件的作用，而之所以要否定现世的物性生存意义，除了肯定人的精神性生存的超越性意义外，它的言中应有之义也在于为人们改变自身的生存条件提供一定的理论解释。从这一意义而言，基督教神学的实存观蕴含着一种程度的主体性观念，强调自然存在相对于人存在的被支配地位。但对于人生存的理解并不是由人自身的生存意义引申开的，而是用对无限性的先知先觉意识直接替代了对生存有限性的自我意识的结果。基督教神学观不可能成就人生存的自我理解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