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由于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剩余劳动不再像一切剥削制度中那样为剥削者无偿占有，而是为劳动者自己占有，从而消除了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对抗。“这样一来，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不再是对立的存在物了。”[39]这就是说，由于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之间对抗性的消除，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之间的对抗性也随之消除。从劳动时间来看，无论是必要劳动还是剩余劳动，“随着雇主和工人之间的社会对立的消灭等等，劳动时间本身——由于限制在正常长度之内，其次，由于不再用于别人而是用于我自己——将作为真正的社会劳动，最后，作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的基础，而取得一种完全不同的更为自由的性质。这种同时作为拥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的人的劳动时间，必将比役畜的劳动时间具有高得多的质量”[40]。这是劳动时间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自由时间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则在于：“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41]这就是说，由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虽说生产的目的在于实现共同富裕，为此仍然要花费一定量的劳动时间，但并不会因此减少人们的自由时间。并且，从生产力的发展来看，“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而“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42]把人的发展与劳动生产力相联系，把劳动生产力与社会财富相联系，这是人类对生产力和财富认识的一次革命性变革，它把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提升到人的发展的高度上加以把握，从而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着眼于单纯的物量变化的狭隘财富观和生产力观。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以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不仅能够满足所有个人的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所有个人的自由时间也会不断增加。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实现共同富裕成为社会生产的目的。

资本主义社会“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只是在同剩余劳动时间的对立中并且是由于这种对立而存在的，或者说，个人的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从而使个人降到仅仅是工人的地位，使他从属于劳动”。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43]这是财富的尺度在共产主义社会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财富的基础在共产主义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44]因此，“即使交换价值消灭了，劳动时间也始终是财富的创造实体和生产财富所需要的费用的尺度”。但是，“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其中，“一部分用于消费产品，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45]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从而社会个人的发展成为财富的基础或基石，而自由时间成为财富的尺度，这些都体现了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高度统一。

在马克思看来，“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46]。这样，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随着财富尺度和财富源泉的质变，自由时间不再为少数人垄断，人的发展也不再具有极端的不平衡性。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47]。可见，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个性即自由个性的实现，与资本主义的崩溃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方面。同时，应该看到，这并不是一种外在的否定过程，而是一种内在的资本自我扬弃的过程。对此，马克思写道：资本“采用技艺和科学的一切手段，来增加群众的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它的财富直接在于占有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它的直接目的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而最终结果却是，资本“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48]这表明，资本越是追逐和贪求劳动时间，劳动时间就越是不断下降和减少。因为，每个资本家为了获得表现为超额利润的剩余劳动，都竞相发展科学和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在不断提高其个别劳动生产力的同时导致社会生产力的普遍提高，进而导致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的不断减少。这再一次体现了资本所具有的悖论性。马克思不无深刻地指出：“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如果它在第一个方面太成功了，那么，它就要吃到生产过剩的苦头，这时必要劳动就会中断，因为资本无法实现剩余劳动。”[49]一方面是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生产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则是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实现越来越受到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限制，因为，资本家阶级越是把社会生产力提高所带来的自由时间转化为工人的劳动时间，工人和劳动群众就越是处于贫困状态，其购买力就越是不断下降，从而难以消化包含了剩余价值的商品。这种具有悖论性的矛盾最终把资本主义推向灭亡，而共产主义则宛若熊熊烈火下资本主义灰烬中的凤凰涅槃。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即人的自由个性的实现，决不意味着人的发展的终结，一如共产主义社会决不意味着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结。在这一点上，误读误解马克思的大有人在。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世纪最大的幻想（fantasy）。它是一个提供了关于完美统一社会的远景的梦，这种社会使人类一切愿望都会满足，一切价值都会实现。”[50]也有人认为：“马克思以前的政治哲学并没有明确预言人类最终的完善。直到马克思断言了自然本身的历史性，以及在经济条件影响下的人性的绝对可完善性，才假定了政治生活和宗教必然灭亡和被无压迫的合理社会所取代。”[51]还有人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意味着至真、至善、至美的内在融合和最后实现。”如此一来，“真善美在极致之处也就彼此相通了。它们的这种统一，构成共产主义亦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所说的‘自由王国’的基本内涵”。[52]

以为共产主义的自由王国使得一切问题都得到解决，自由个性的实现使得人的任何需要都得到满足，一切价值追求都得以实现，这种囿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共产主义等同于某种完美人性复归的认识，从《资本论》及其手稿来看明显是错误的。[53]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的自由王国和人的自由个性，并不是人的社会和社会的人发展的最高阶段和最后阶段，而是人的社会和社会的人发展的一个空前的新高度和新阶段。因为，社会无非是各种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决定人的本质；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和人；社会关系改变了，人的社会和社会的人也会随之改变。由此决定了人和人的世界（社会）有别于动物和动物世界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以及指向未来的无限开放性和超越性。社会和人都永远是“未完成”的，人的本质在社会发展（历史）的长河中得以不断开掘、不断丰富、不断完善。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54]以此来看，“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55]。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受上述错误思想影响的人，甚至是持这种错误思想的人，当现实社会主义面临种种挑战、处于困境、遇到挫折，甚至是遭受失败的时候，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便毅然决然地跳出来，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抛弃共产主义信仰，背叛社会主义道路。波兰人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就是如此，他的一生经历了从马克思主义者到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蜕变。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在一定意义上，正是由于他们所持的共产主义顶峰论，使他们严重脱离现实，凌空高蹈于某种虚幻的思想世界，而这种缺乏现实支撑的思想世界一旦受到现实世界中各种问题的撞击，就会轰然坍塌、不复挺立。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07～1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10、1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6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5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3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58～4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8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5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6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07～1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6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1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2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605～6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2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4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4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8]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4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9]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404～4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0]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405、4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6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5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5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556～5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5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8]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561～5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230～2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07～108、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00～101、1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2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03～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50] [波兰]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3卷，侯一麟、张玲霞译，500页，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

[51] [美]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下册），李天然等译，951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

[52] 何中华：《马克思的思想建构：哲学与文化》，载《光明日报》，2016-04-27。

[53] 然而，从研究和阐释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的既往研究成果来看，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互文性解读支持的人举不胜举，把自由个性视为“人的个性发展的最高境界和人的发展的理想状态”的顶峰论也举不胜举。

[5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4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