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方面，“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为个人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因而也为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创造广阔余地），这样创造的非劳动时间，从资本的立场来看，和过去的一切阶段一样，表现为少数人的非劳动时间，自由时间”[21]。对于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来说，与劳动时间不同的自由时间本来是大家都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非劳动时间，而在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中，它却被少数人所垄断。由此就造成了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之间的对立和对抗，拥有自由时间的少数人不劳动，而从事劳动的多数人却没有自由时间。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阶级享有自由时间，是由于群众的全部生活时间都转化为劳动时间了”[22]。自由时间是人的发展的基础，垄断了自由时间的少数人同时垄断了发展的机会和条件，由此造成了人的发展的不平衡，作为少数人的剥削阶级的发展建立在大多数劳动者的不发展或有限发展的基础上。

自由个性，指的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而不是一部分人对发展的垄断。只有扬弃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才会消除少数人对发展的垄断，才会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从而实现人的自由个性。因此，“如果所有的人都必须劳动，如果过度劳动者和有闲者之间的对立消灭了，……这一点无论如何只能是资本不再存在，产品不再提供占有他人剩余劳动的权利的结果”[23]。只要存在着资本关系和资本剥削，就会有过度劳动者和有闲者之间的对立，就会有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之间的对立，就会有人的发展的不平衡。以此来看，亚当·斯密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直接的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把劳动和自由对立起来[24]，从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情况和现实关系来看，无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局限性在于，他们无视这种对立的历史性和暂时性，他们把存在于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中的特定关系看成是自然的、永恒的和绝对的。当然，在马克思看来，尽管说在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中，少数人垄断了自由时间即发展的空间，但这种发展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自由个性相比，与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相比，在内涵上和外延上都要狭隘得多。例如，“在自由竞争中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25]。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彻底颠倒了人与物的关系，人沦为资本增殖的手段，自由的不是人，而是“资本—物”。在此意义上，不仅劳动者不自由，资本家也不自由；不仅劳动者是工具性存在，资本家也是工具性存在。

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阶级虽然获得了在此前的社会中所没有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的基础上的。分工使这种劳动力片面化，使它只具有操纵局部工具的特定技能”[26]。以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为例，“工场手工业时期所特有的机器始终是由许多局部工人结合成的总体工人本身。一种商品的生产者顺序地完成的、在其全部劳动过程中交织在一起的各种操作，向商品生产者提出各种不同的要求。在一种操作中，他必须使出较大的体力；在另一种操作中，他必须比较灵巧；在第三种操作中，他必须更加集中注意力，等等；而同一个人不可能在相同的程度上具备这些素质”[27]。生产一种商品需要完成各种不同的操作，操作不同，对工人的要求就不同。作为个体，工人往往只能满足其中一种操作的要求。因此，“在各种操作分离、独立和孤立之后，工人就按照他们的特长分开、分类和分组”。以个体的天然禀赋为基础，工人在整体上被分割为不同的种类，这种分类反过来又使得个体的天然禀赋得到充分发展，并使工人的劳动职能专门化、单一化、片面化。“如果说工人的天赋特性是分工赖以生长的基础，那么工场手工业一经建立，就会使生来只适宜于从事片面的特殊职能的劳动力发展起来。现在总体工人具备了技艺程度相同的一切生产素质，同时能最经济地使用它们，因为他使自己的所有器官个体化而成为特殊的工人或工人小组，各自担任一种专门的职能。”[28]社会分工和工人的天然禀赋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工人劳动力的这种片面发展，显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因此，“局部工人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肢体，他的片面性甚至缺陷就成了他的优点。从事片面职能的习惯，使他转化为本能地准确地起作用的器官，而总机构的联系迫使他以机器部件的规则性发生作用”[29]。这样，在工场手工业中，“单个工人适应于一种片面的职能”，并且“终生从事这种职能”。“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30]

在人的发展问题上，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具备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31]，但是，为什么没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呢？如前所述，人的发展就是人的关系、需要和能力等等的发展。一方面，人的发展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另一方面，人又处于全面的关系和全面的能力的体系之中。两种矛盾的情况同时成立，这显然是一种悖论，一种“人的发展悖论”！而造成这种悖论的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运动，在于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与技术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

生产力所表征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变换关系，它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的劳动或技术—合作关系。从这方面来看，劳动者—工人是其中的主体，他们所处其中的劳动关系和技术关系在整体或总体上是全面的，他们所具有的劳动能力在整体或总体上也是全面的。但是，生产关系所表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力—支配关系，它决定着社会生产的目的。从这方面来看，劳动者—工人沦为资本榨取剩余价值从而实现价值增殖这一目的的手段和工具，他们只有劳动时间而没有自由时间。没有自由时间，构成工人全体的个体就不会获得全面发展的能力；而在劳动时间中，每一个工人个体只是充当操作局部工具、具有片面职能和技巧的局部工人。如果说在前者——即在技术关系方面是工人（主体）使用生产资料（客体），那么，在后者——即在权力关系方面就是生产资料（主体）使用工人（客体）。显然，“是这些生产资料使用工人，还是工人作为主体使用生产资料这种客体来为自己生产财富”[32]，这两种情况是有极大差别的。在谈到人的全面性或全面发展时，马克思说：“要达到这点，首先必须使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成为生产条件，不是使一定的生产条件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3]生产关系就是组织物质生产的社会形式和条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会受到生产关系的限制。因为，生产力和社会关系本来是社会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但对于资本来说，它们都“仅仅表现为手段，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它们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34]。榨取剩余价值从而实现价值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和出发点，生产力的发展要服从和服务于资本榨取剩余价值从而实现价值增殖的需要，这恰恰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因为，资本增殖的生产目的正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会越来越妨碍而不是推动这一目的的实现，反之，服从和服务于这一目的也会越来越阻碍而不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本身才成为生产条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却是炸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物质条件。

自由个性的实现既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也离不开生产关系变革，而这一切都与大工业的发展休戚相关。因此，马克思对大工业给予高度评价。机器大工业“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35]。大工业使劳动过程不再依赖于单个工人的天然禀赋和片面技巧，它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即以使工人的劳动变得越来越单调和毫无内容的方式，挖掉了工场手工业中承担局部职能的局部工人赖以存在的物质技术基础，以前所未有的急迫性和紧迫性呼唤着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个人。同时，大工业使新社会的因素从中孕育成长起来，成为从内部瓦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和力量。例如，实现自由个性，培育和造就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离不开教育，而“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36]。因此，未来教育在大工业基础上已经初见端倪，其典型表现就是，在大工业所推动的资本主义变革过程中，“综合技术学校和农业学校是……自然发展起来的一个要素；职业学校是另一个要素，在这种学校里，工人的子女受到一些有关工艺学和各种生产工具的实际操作的教育”[37]。以此来看资本主义的工厂立法和其中的教育条款，“如果说工厂立法作为从资本那里争取来的最初的微小让步，只是把初等教育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那么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38]。马克思这一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今天的教育改革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