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与自由王国相对的就是必然王国。对于后者，马克思说：“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18]可见，必然王国即具有“自然必然性的王国”，这个王国所指的，是也只能是物质生产或生产领域。因为，只有通过物质生产，才能获得满足人的需要的物质产品，以维系和再生产人的生命；同时，物质生产是人与自然进行物质能量变换的过程，只有在物质生产中，才存在人与自然之间的斗争；最后，物质生产受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规律的制约，只有物质生产过程，才是一个具有自然必然性的领域。要完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变换，就必须尊重和遵循自然规律。必然王国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中，区别只在于，随着人的需要的扩大和满足需要的生产力的扩大，必然王国在社会形态的变迁和更替中也会不断扩大。

2.当然，把物质生产同必然性相联系，并不意味着物质生产与人的自由是彼此排斥和对立的。作为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正是把劳动看作诅咒。在他看来，‘安逸’是适当的状态，是与‘自由’和‘幸福’等同的东西”[19]。劳动就不自由，自由就不劳动，斯密把劳动即物质生产与人的自由之间的关系视同水火。针对斯密把劳动与自由对立起来的观点，马克思指出：一方面，“一个人‘在通常的健康、体力、精神、技能、技巧的状况下’，也有从事一份正常的劳动和停止安逸的需要，这在斯密看来是完全不能理解的”。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他就需要劳动，或者说劳动不过是一个人的正常需要。另一方面，“诚然，劳动尺度本身在这里是由外面提供的，是由必须达到的目的和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必须由劳动来克服的那些障碍所提供的。但是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而且进一步说，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自然必然性的外观，被看作个人自己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作自我实现，主体的对象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这些也是亚当·斯密料想不到的”。[20]这就是说，从客体—物的方面看，各种自然的物质存在及其客观规律对人的劳动而言，是一种必须克服的障碍，这种障碍构成劳动的外在尺度，并决定了劳动的合规律性；从主体—人的方面看，任何劳动都具有各种明确的和必须完成的目的，这种目的构成劳动的内在尺度，并决定了劳动的合目的性。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过程，无论是克服障碍、从而实现对象—客体的主体化，还是达到目的、从而实现主体的客体—对象化，都是人的劳动即物质生产所特有的自由，正是这种自由把人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与必然王国相伴生的这种自由，同样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中，是一切社会形态中的劳动都具有的自由。

3.在马克思看来，尽管说自由王国、从而自由时间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中，但是，在一切剥削制度和阶级社会中，自由王国与必然王国、从而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处于分离和对立状态。这表现在，自由王国属于非劳动者，而劳动者则只能处于必然王国；非劳动者享受自由时间，而劳动者只能属于劳动时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情况就是如此，资本造成了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之间的对立和对抗，也就造成了必然王国中的自由与自由王国中的自由之间的对立和对抗。

具体来说，一方面，工人无法享受自由时间，从而无法得到自由发展。“如果说剩余劳动时间是自由时间的条件，那么，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的范围的扩大是以工人限于必要的生活需要为条件的。”[21]这就是说，作为自由时间和自由发展的基础，工人的剩余劳动不仅促进了人的需要的范围的扩大，也促进了满足需要的手段的范围的扩大。然而，工人的需要的范围却限于必要的生活需要的范围。另一方面，剩余劳动由作为劳动者的工人来完成，而自由时间则为资本家等非劳动者所垄断。“剩余劳动是工人即单个人在他必不可少的需要的界限以外所完成的劳动，事实上是为社会的劳动，虽然这个剩余劳动在这里首先被资本家以社会的名义占为己有了。正如前面所说，这种剩余劳动一方面是社会的自由时间的基础，从而另一方面是整个社会发展和全部文化的物质基础。”[22]劳动者没有自由时间，拥有自由时间的人则不劳动，这就是一种对立和对抗。

对于劳动者与非劳动者、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之间的对立与对抗，马克思在多个层面作了极为精彩的论述。例如，“不劳动的社会部分的自由时间是以剩余劳动或过度劳动为基础的，是以劳动的那部分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为基础的；一方的自由发展是以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全部时间，从而他们发展的空间完全用于生产一定的使用价值为基础的；一方的人的能力的发展是以另一方的发展受到限制为基础的。迄今为止的一切文明和社会发展都是以这种对抗为基础的”[23]。既然劳动者在完成必要劳动之外，还得为非劳动者完成剩余劳动，劳动者就势必会遭受过度劳动的折磨，因此，剩余劳动意味着过度劳动。在此情况下，劳动者在总体上并非不发展，而是其发展仅仅局限于劳动过程即物质生产，因而是一种受限制的发展。又如，“一方面，同一方的自由时间相应的是另一方的过度劳动时间，受劳动奴役的时间——他们只是作为劳动能力存在和起作用的时间。另一方面，剩余劳动不仅实现为更多的价值，而且实现为剩余产品，即超出劳动阶级为维持自己本身的生存所需要和消费的产品量的产品剩余”[24]。这里，马克思不仅把工人的剩余劳动与过度劳动相联系，而且进一步把过度劳动与工人遭受劳动的奴役相联系。再如，剩余劳动物化为剩余产品，“剩余产品把时间游离出来，给不劳动阶级提供了发展其他能力的自由支配的时间。因此，在一方产生剩余劳动时间，同时在另一方产生自由时间”。可见，“社会的自由时间的产生是靠非自由时间的产生，是靠工人超出维持他们本身的生存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而延长的劳动时间的产生。同一方的自由时间相应的是另一方的被奴役的时间”。因此，“社会是由于构成社会物质基础的劳动群众得不到发展而发展的，也就是在对立中发展的”。[25]这里，马克思在社会发展的高度上，确认了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对立和对抗；没有这种对立和对抗，就既没有社会的发展，也没有人类的发展。换言之，少数人的自由发展以多数人受限制的发展，甚至是特定条件下的不发展为基础，这正是千百年来阶级社会发展和分化为阶级的人的发展的实现方式和表现形式。

4.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情况不同，在未来新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之间的对立和对抗得以消除，从而使得必然王国中的劳动者成为一种全新的人，同时也使得其劳动成为一种“自由的劳动”。对此，马克思指出：“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26]由此，不仅改变了人的劳动，而且改变了劳动的人，使人的劳动和劳动的人获得全新的面貌。就人的劳动而言，它作为“一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作为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的人的紧张活动，而是作为一个主体的人的紧张活动”；就劳动的人而言，他作为一种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以单纯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27]就其现实作用和意义而言，这种全新的人的劳动，“对于正在成长的人来说，这个直接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训练，而对于头脑里具有积累起来的社会知识的成年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实验科学，有物质创造力的和对象化中的科学。对于这两种人来说，只要劳动像在农业中那样要求实际动手和自由活动，这个过程同时就是身体锻炼”[28]。因此，在消除了自由王国与必然王国、从而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之间的分离和对立的情况下，当自由王国中的人进入必然王国，从事物质生产的时候，对于正在成长的人，劳动过程是一种训练；对于成年人，劳动过程则是发挥其聪明才智、运用科学知识、并使科学成为一种具有物质创造力的实验科学的过程；对于这两种人，劳动过程都是一种必要和重要的锤炼身心的过程，都是一种自由活动。同时，这种“真正自由的劳动”既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又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29]

如所周知，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30]。长期以来，人们对此疑惑不解，甚至充满了异议。试想，在现实中，只要创造出一些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有谁不需要锻炼身体？有谁不乐于学有所用、用有所得？又有谁不追求个人的自我实现呢？按照马斯洛（Maslow）的观点，自我实现处于人的需要的顶层，是最高层级的人的需要。[31]马克思把劳动过程与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联系起来，不仅揭示了满足自我实现需要的现实基础和实在内容，而且揭示了未来新社会中自由的劳动所具有的全新内涵和历史特质，也为我们理解和把握成为人的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劳动作了注解。

5.不仅如此，在谈到未来新社会中的必然王国时，马克思讲：“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32]未来新社会“新”在哪里呢？在此，马克思从必然王国与人的自由的关系的层面作了总结。从前是各种不同的独立生产者，现在则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从前是劳动者受物质生产的统治，现在则是劳动者共同控制物质生产；从前是物质生产处于盲目运行状态，现在则是劳动者自觉调节物质生产；从前是极大地消耗和浪费资源，现在则是最大限度地节省人力、物力与财力；从前是劳动者的创造性受到抑制和压制，现在则是劳动者—人的创造性本质的充分展示。这从另一个层面表明，在未来新社会中，人的劳动除了具备前述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自由，还获得并显示出自身所特有的自由。如果说前者是一种“劳动的自由”，那么，后者就是一种“自由的劳动”。

6.因此，社会发展以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对立和对抗为基础，以一部分人的自由发展与另一部分人受限制的发展并行不悖为基础，这种情况并不是自然的、永恒的和绝对的。马克思说：“我们这里所考察的剩余劳动的形式——超出必要劳动时间量的劳动——是资本和一切下面这样的社会形式所共同具有的，在这些社会形式中，发展超出了单纯的自然关系，从而是对抗性的发展，一方的社会发展把另一方的劳动作为其自然基础。”[33]这种具有对抗性的发展反映了一切剥削社会的共性，但决不是一切社会形态所具有的共性。与马克思不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把这种对立作为自然的东西来考察”[34]，从而把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之间的对立和对抗自然化、永恒化、绝对化。例如，詹姆斯·穆勒认为：“为了使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能够享受闲暇，资本的报酬必须明显地增大。”[35]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无非是说：要使许多人有余暇，雇佣工人就得拼命干，或者说，社会上一部分人的自由时间，取决于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和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36]就其所反映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情况和现实关系而言，穆勒和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无疑是十分精准的；其偏颇之处在于，把存在于剥削社会中的特殊关系泛化为人类社会难以消除的一般的和普遍的关系。

同时，尽管说只要存在着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就会存在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之间的对立和对抗；但是，在不同的剥削制度和阶级关系中，这种对立和对抗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不能一概而论。例如，没有基于生产关系的强制或强迫，劳动者就不会在完成必要劳动之外，再去完成剩余劳动。马克思说：“社会的自由时间是以通过强制劳动吸收工人的时间为基础的，这样，工人就丧失了精神发展所必需的空间，因为时间就是这种空间。”[37]如果没有这种强制或强迫，谁愿意失去自由时间，即发展自己聪明才智的空间呢？“正是因为资本强迫社会的相当一部分人从事这种超过他们的直接的必不可少的需要的劳动，所以资本创造文化，执行一定的历史的社会的职能。”并且，“一切统治阶级在一定范围内都实行这种强制，例如，这种强制在奴隶制条件下比雇佣劳动条件下更直接得多，因而都迫使劳动超过单纯的必不可少的自然需要为它所确定的界限”。[38]可见，同样是强制或强迫劳动者完成剩余劳动，但是，奴隶社会所采用的方式方法比之于资本主义社会要直接得多。这是因为，“资本所以迫使劳动者超出劳动时间的这些自然的或传统的界限，是因为资本同时使劳动强度取决于社会的生产阶段，从而使劳动强度打破了独立生产者或仅仅靠外部强制而劳动的奴隶所遵循的惯例”[39]。如果说独立生产者完成剩余劳动，依靠的是一种内在的自我约束；那么，奴隶完成剩余劳动，依靠的就是一种外在的强制，依靠的是皮鞭。同样是一种外在的强制，与奴隶社会不同，资本主义强制劳动者完成剩余劳动，所依靠的是生产本身的发展阶段，即依靠商品生产和自由竞争，依靠的是经济关系而不是政治暴力。并且，“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交换价值首先支配着社会的全部生产和整个机构，所以，资本对劳动施加的使它超过它的必不可少的需要的界限的那种强制是最大的。同样，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一切产品的价值量首先完全由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所以在这里，首先工人普遍地被迫只用一般社会生产条件下的必要劳动时间去生产某种物品，这就使资本主义生产下的劳动强度达到了更高的程度。奴隶主的鞭子不可能提供像资本关系的强制所提供的劳动强度”[40]。正因为资本主义强制劳动者完成剩余劳动所采用的是经济手段，所以，不仅使这种强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使劳动强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