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谈及人的自由问题，人们自然会想到马克思关于自由王国的论述：“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1]这里，物质生产领域就是必然王国。尽管说在其中展开的是人的劳动，但劳动本身或劳动能力的发挥却不是目的，其目的在于获得物质产品以满足人的需要。劳动之所以必要，就是由这种外在目的所规定和决定的。与此不同，“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2]。那种由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同时就是自由王国开始的地方；在自由王国中，人类能力的发挥和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尽管不是唯一目的。当然，没有必然王国，就没有自由王国，因为“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3]。

2.在此，需要弄清楚的是，物质生产领域即必然王国的“彼岸”究竟在哪里？劳动即物质生产为什么会在这里终止了呢？

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所谓的自由乃是对经验羁绊的超越。……这种自由观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表现为对伊壁鸠鲁哲学的推崇，在他的晚年则表现为对自由王国作为必然王国这一经验存在领域之彼岸的肯定。”以此来看，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王国具有一种“形而上学性质”。[4]这就是说，必然王国是一种经验的“形而下”存在，而自由王国则是一种超验的“形而上”存在。笔者以为，设若把这一解读运用于马克思早期的《博士论文》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尚且有几分道理；但若运用于《资本论》及其手稿，就失之偏颇了。因为，这种观点不仅否定了自由王国所具有的既经验又实在的“形而下”内容，而且错误地把自由王国等同于共产主义，从而使马克思所提出的未来新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变得神秘莫测。一如论者自己所说的，“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超验的目的”，“类似于马克思谈到康德意义上的‘共和国’时所说的那样‘一种永远不能实现但又是我们应该永远力求和企图实现的基准’”。[5]照此逻辑，共产主义就像是北斗星，可望而不可及！共产主义被诟病为一种乌托邦空想也就不足为怪了！

3.实际上，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产领域（即必然王国）的“彼岸”，既不是与“经验世界”相对的“超验世界”，更不是与“世俗世界”相对的“神圣世界”，而是与“物质生产”领域相对的“非物质生产”领域，即与劳动实践领域相对的交往实践领域。显然，这个交往实践领域即自由王国，不仅存在于共产主义社会中，也存在于其他一切社会形态中，因而决不能把自由王国等同于共产主义。这与马克思关于“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论述是一致的，因此，要弄明白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关系，就需要弄清楚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关系。

所谓“劳动时间”，就是必然王国中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时间；所谓“自由时间”，就是自由王国中从事交往活动的时间。具体来说，人的时间由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组成，而“自由时间……即不被生活资料的直接生产所占去的、可供支配的时间”[6]。自由时间是可供人们自由支配的，就是说人们在其中有多种选择的可能，根据自己的才能和意愿，可以选择干这事，也可以选择干那事，甚至可以选择什么都不干；劳动时间则不然，在此，除了劳动，人们没有其他选择。此其一。其二，“所有自由时间都是供自由发展的时间”[7]。在自由时间里，人们可以得到自由发展，因为人类能力的发挥和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尽管不是唯一目的；劳动时间则不然，劳动的目的并不在于发挥和发展人类能力，而在于获得物质产品以满足人的需要。可见，自由时间之所以“自由”，就在于人们可以选择，可以发挥和发展自己的能力和才智；前者是前提，后者是结果，没有选择的自由，就没有能力和才智的自由发挥和发展。

那么，在自由时间里，人们有哪些选择？这些选择何以能使人们的能力和才能得到发挥和发展？这种发展的具体表现又是什么呢？马克思一方面认为，自由时间由“闲暇时间”和“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组成。[8]这里，“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所指的，就是用于科学研究和艺术创造的时间，因为，“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等的时间”[9]。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闲，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了用武之地。时间是发展才能等等的用武之地。”[10]个人的才能要得到发展，就必须有娱乐和休闲的时间。可见，“闲暇时间”所指的，就是用于娱乐和休闲的时间，例如参与影视、保健、旅游等各种文化、卫生、体育活动。用当下一些经济学家的时髦语言讲，就是从事各种所谓的“幸福产业”。显然，无论是闲暇，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这种自由活动不像劳动那样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目的的压力下决定的，而这种外在目的的实现是自然的必然性，或者说社会义务——怎么说都行”[11]。它们不是人们践行自己由外在目的所决定的责任和义务的场合，而是作为目的本身自由地展示和发挥人们的聪明才智——科学研究的才智、艺术创造的才智、文化才智、体育才智，等等——的场合，因而在本质上都不同于物质生产。正是在此意义上，物质生产即劳动在这里便终止了。

4.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关系时，马克思说：“只要存在着一些人不劳动（不直接参加使用价值的生产）而生活的社会，那么，很清楚，这个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就把工人的剩余劳动作为生存条件。这些不劳动的人从这种剩余劳动中取得两种东西：首先是生活的物质条件，他们分得赖以和借以维持生活的产品，这些产品是工人超过再生产他们本身的劳动能力所需要的产品而提供的。其次是他们支配的自由时间，不管这一时间是用于闲暇、是用于从事非直接的生产活动（如战争、国家的管理），还是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潜力（艺术等等，科学），——这一自由时间都是以劳动群众方面的剩余劳动为前提，也就是说，工人在物质生产中使用的时间必须多于生产他们本身的物质生活所需要的时间。”[12]可见，必要劳动是剩余劳动的前提和基础，劳动者没有为自己劳动的时间，就不能为他人和社会提供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剩余劳动是自由时间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劳动者提供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非劳动者即不直接参加使用价值的生产的人就不能拥有自由时间；而自由时间无论是用于闲暇和国家的管理，还是用于科学研究和艺术创造，都是发挥和发展人们多方面能力和才能的时间。在此意义上，自由时间意味着自由发展，因此，“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13]。

因此，一方面，从自由时间来看，“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人的自然存在所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作为必要的基础”[14]。自由时间不仅是非劳动者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且是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这显示了自由时间对于人的发展和整个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并且这种发展超越了人作为自然存在所直接需要的发展。

另一方面，从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来看，第一，一切非劳动者正是由于得到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产品，从而得到了发挥和发展自己能力和才能的自由时间。马克思说：“既然我们这里只是谈论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那么，一切不劳动的阶级就必定要和资本家一起分配剩余劳动的产品；所以这些剩余劳动时间不仅创造他们物质存在的基础，而且同时创造他们的自由时间，创造他们的发展的范围。”[15]劳动者提供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越多，非劳动者获得的自由时间就越多，其发挥和发展自己能力和才能的范围也就越大。第二，就剩余劳动在物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而言，“仅仅劳动时间越出即延长到超过它自然的或传统的界限，就将导致在新的生产部门中使用社会劳动。这是因为劳动时间被游离出来了；剩余劳动不仅创造了自由的时间，而且还把被束缚在某个生产部门中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游离出来（这是问题的实质），使之投入新的生产部门。但是，由于人类本性的发展规律，一旦满足了某一范围的需要，又会游离出、创造出新的需要。因此，资本在促使劳动时间超出为满足工人的必不可少的自然需要所决定的限度时，也使社会劳动即社会的总劳动划分得越来越多，生产越来越多样化，社会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的范围日益扩大，从而使人的生产能力得到发展，因而使人的才能在新的方面发挥作用”[16]。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不仅促进了新的生产部门的产生和社会分工的细化，而且促进了人的需要的发展和人的能力与才能的发挥。这些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体现了资本巨大的文明作用。第三，就剩余劳动对于整个社会的作用而言，“这种剩余劳动一方面是社会的自由时间的基础，从而另一方面是整个社会发展和全部文化的物质基础”；剩余劳动物化为剩余产品，“这种剩余产品是除劳动阶级外的一切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是社会整个上层建筑存在的物质基础”。[17]没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不仅非劳动者无法获得自由时间，而且社会整个上层建筑、全部文化和整个社会发展都将失去物质条件和基础。劳动者剩余劳动的极端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