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马克思对必然王国中劳动与自由的关系的论述表明，不能把自由与必然、自由与自然绝对对立起来。尽管如此，必然王国中的自由，无论表现为劳动的自由，还是表现为自由的劳动，都毕竟不同于自由王国中的自由。并且，对于具有全新历史内涵的自由的劳动来说，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的劳动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获得这种性质：（1）劳动具有社会性；（2）这种劳动具有科学性”[41]。前者指的是劳动过程的社会化及其所呈现的性质，后者指的则是劳动过程的科学化及其所呈现的性质。而无论是劳动的社会性或社会化，还是劳动的科学性或科学化，都离不开大工业的发展。因为，正是“在大工业的生产过程中，一方面，发展为自动化过程的劳动资料的生产力要以自然力服从于社会智力为前提，另一方面，单个人的劳动在它的直接存在中已成为被扬弃的个别劳动，即成为社会劳动”[42]。

2.这里，劳动的社会化或具有社会性的劳动，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从狭义上讲，它指的是物质生产中任何一个人的劳动与其他劳动者的劳动形成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从劳动产品来看，“产品不再是单个直接劳动的产品，相反地，作为生产者出现的，是社会活动的结合”[43]。这就是说，单从物质生产过程来看，产品不再是劳动者个体的产物，而是物质生产领域所有劳动者联合生产的成果；任何个人都无力单独生产一种产品，而任何产品的完成都离不开每一个劳动者。从广义上讲，它指的是物质生产领域任何一个人的劳动与非物质生产领域其他人的（非物质生产）劳动形成不可分割的联系。马克思曾经讲：“在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力已定的情况下，劳动在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得越平均，一个社会阶层把劳动的自然必然性从自身上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另一个社会阶层的可能性越小，社会工作日中用于物质生产的必要部分就越小，从而用于个人的自由活动，脑力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时间部分就越大。从这一方面来说，工作日的缩短的绝对界限就是劳动的普遍化。”[44]在此，劳动的普遍化就是广义的劳动的社会化，就是实现劳动在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之间分配的平均化。在此情况下，没有谁是直接的劳动者，同时，又没有谁与物质生产没有联系；物质生产的完成依赖于所有人的劳动，所有的人的劳动作为一种“社会活动”，都参与了物质产品的生产。这显然是在社会整体意义上所说的劳动的社会化。

3.劳动的社会化是大工业所推动的劳动过程的一系列变化的总结果。马克思指出：“正如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大工业所依据的基础——占有他人的劳动时间——不再构成或创造财富一样，随着大工业的这种发展，直接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基础。”[45]大工业彻底改变了财富的基础，也彻底改变了生产的基础，使物质生产不再依赖于传统意义上的直接劳动。这是因为，第一，从劳动者来看，在大工业中，“已经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中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46]。这是劳动者的身份和地位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源自物质生产的内在结构的重大变化，即从“人→工具（自然物）→劳动对象”转化为“人→工业过程（自然过程）→自然界”。在前一种结构中，工人被包含在生产过程中，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在后一种结构中，工人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生产过程则成为一种自然过程。第二，从直接劳动本身来看，在大工业中，由于“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分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所以，“直接劳动变成主要是看管和调节的活动”。[47]这是直接劳动的性质和形式所发生的重大变化。随着劳动者在物质生产中的身份和地位的变化，劳动过程也转化为一种看管、监督和调节的活动。第三，从劳动时间来看，正如大工业所显示的，“现实财富倒不如说是表现在……已耗费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产品之间惊人的不成比例上，同样也表现在被贬低为单纯抽象物的劳动和由这种劳动看管的生产过程的威力之间在质上的不成比例上”[48]。与大工业所创造的巨大的物质财富相比，其中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却少得令人吃惊；与表现为工业过程的生产过程的巨大威力相比，人的劳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小得可怜。可以说，没有直接劳动的这些变化，就不可能打通物质生产劳动与非物质生产劳动之间的联系，并使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胜任物质生产劳动，也就不会实现劳动的社会化。

4.同时，劳动的社会化是大工业所推动的劳动的科学化的产物。马克思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最明显的例子是，“农业将不过成为一种物质变换的科学的应用，这种物质变换能加以最有利的调节以造福于整个社会体”。当然，反过来看，“这种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以及和它有关的其他一切科学的发展，本身又和物质生产的发展相适应”。[49]这就是劳动的科学化，就是具有科学性的劳动。大工业推动了劳动的科学化，进而推动了劳动的社会化；不仅使劳动者与物质生产的关系发生了质变，而且使劳动者发挥作用的方式发生了质变。没有大工业的发展，就不会有劳动的科学化，也就不会有劳动的社会化。这是因为，一方面物质生产中直接劳动的减少，物的要素和力量的增大，需要依靠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发展科学本身就是一项具有社会性的事业。诚如马克思所言：“在大工业的生产过程中，……发展为自动化过程的劳动资料的生产力要以自然力服从于社会智力为前提。”[50]科学是一种社会智力，科学本身就具有社会性。在此意义上，劳动的社会化不过是具有社会性的科学技术应用于物质生产的结果。

5.大工业决不是自然的恩赐，因为，“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51]。因此，应当看到，在大工业的发展中，在劳动的科学化和社会化的过程中，资本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文明面得以充分展现。一方面，从劳动的科学化来看，“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52]。并且，“生产过程从简单的劳动过程向科学过程的转化，也就是向驱使自然力为自己服务并使它为人类的需要服务的过程的转化，表现为同活劳动相对立的固定资本的属性”[53]。由于在资本的推动下，生产资料从手工工具向机器体系、乃至从机械化向智能化和自动化转变，直接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越来越下降，而生产资料的物的地位则越来越提高；并且，由于劳动与生产资料（固定资本）的分离，所以，劳动的科学性便表现为资本的属性，而不是表现为活劳动本身的属性。另一方面，从劳动的社会化来看，“单个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相反，它只有在征服自然力的共同劳动中才是生产的，而直接劳动到社会劳动的这种上升，表现为单个劳动在资本所代表的、所集中的共同性面前被贬低到无能为力的地步”[54]。这就是说，劳动的社会性表现为资本所具有的共同性，在这种共同性面前，单个劳动不是更加强劲有力，而是更加孱弱无力。可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论是劳动的科学化，还是狭义的劳动的社会化，都表现为资本的作用和资本的力量，表现为资本的高歌猛进和资本的胜利。

特别是，资本主义实现了劳动的科学化，进而实现了狭义的劳动的社会化。但是，它并没能也不可能实现广义的劳动的社会化，由此造成了劳动的科学化与广义的劳动的社会化之间的对立，一如它造成了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之间的对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社会化仅限于物质生产领域局部工人的个体劳动向总体工人的社会劳动的转化，物质生产劳动与非物质生产劳动之间的社会联系尚未打通，物质生产劳动依然是社会的一部分人而不是所有人的事情。在此情况下，直接劳动虽然从个体劳动上升为社会劳动，但劳动者依然难以从直接劳动中彻底摆脱出来，其劳动时间对于物质生产的重要性也不可能有丝毫减弱。恰恰相反，“最发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或者比他自己过去用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时劳动的时间还要长”[55]。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建立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价值增殖是其唯一的生产目的，为实现此目的，就既不可能让劳动者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仅仅以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出现，更不可能减少和减轻其劳动耗费的长度（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因此，资本主义由于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只是为广义的劳动的社会化的实现，从而为自由的劳动的实现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劳动具有劳动的自由，却不属于自由的劳动。资本主义不可能实现自由的劳动。

6.资本推动了大工业的发展，实现了劳动的科学化和狭义的劳动的社会化，并为实现广义的劳动的社会化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而劳动的科学化和社会化反过来又成为促使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的内在因素。对此，马克思写道：“劳动时间——单纯的劳动量——在怎样的程度上被资本确立为唯一的决定要素，直接劳动及其数量作为生产即创造使用价值的决定因素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失去作用；而且，如果说直接劳动在量的方面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那么它在质的方面，虽然也是不可缺少的，但一方面同一般科学劳动相比，同自然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相比，另一方面同产生于总生产中的社会组织的、并表现为社会劳动的自然赐予（虽然是历史的产物）的一般生产力相比，却变成一种从属的要素。于是，资本也就促使自身这一统治生产的形式发生解体。”[56]这就是说，由于劳动时间和直接劳动的耗费是资本实现价值增殖的基础和前提，资本要实现价值增殖即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就必须尽可能多地占有劳动时间和直接劳动的量。但是，资本主义越是强化劳动时间、从而活的劳动耗费的重要性，直接劳动在量上与物质生产中其他物的要素相比，就越是占有极小的比例；在质上与应用于物质生产的科学力量和社会力量（即分工和协作产生的一般生产力）相比，就越是成为从属的要素。换言之，活劳动的耗费在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从而实现资本的价值增殖中的作用越是关键和重要，它在创造使用价值和物质财富中的作用就越是变得微不足道。这是资本主义所具有的悖论性的集中体现，是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运动的集中体现。因此，大工业使劳动过程发生了质的变化，为自由劳动的实现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和可能性条件，同时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促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走向解体。没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解体，就没有未来新社会的诞生，也就没有自由劳动的实现。总之，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统一，劳动的自由与自由的劳动的统一，一方面有赖于劳动的科学化、狭义的劳动的社会化和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有赖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广义的劳动的社会化。这两个方面都有赖于大工业的发展。

[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9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9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9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 何中华：《重读马克思：一种哲学观的当代诠释》，129、341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5] 何中华：《重读马克思：一种哲学观的当代诠释》，151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2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3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2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2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213～2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2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215～2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223～2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可见，在劳动和劳动时间中也会有人的能力和才智的发挥和发展，但这种发挥和发展并不是目的本身。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220～221、2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8]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9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9] 参见[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2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6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2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220～2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2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2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215、2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6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6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1] 参见[美]A.H.马斯洛：《人的动机理论》，陈炳权、高文浩译，见林方主编：《人的潜能和价值》，162～168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3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928～9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2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2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5] [英]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要义》，吴良健译，3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2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3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2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2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221～2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6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6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04～1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00、1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5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5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5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5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94～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