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文”的下列观点尤为突兀：“事实证明，影响分配，或影响贫富差别的最主要因素，是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和水平。至于所有制，是姓资姓社，还是姓公姓私，却几乎和基尼系数没有明显的关联！”[28]它完全无视贫困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似乎只要能懂得发展是硬道理，保证生产力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也可以消灭贫困。它片面扩大数据的作用，完全无视统计数据和统计规律的局限性，把表面联系当成了内在本质和规律。马克思曾批评马尔萨斯“把历史上不同的关系变成一种抽象的数字关系。……既没有自然规律作根据，也没有历史规律作根据”[29]。可以说，这是一切“唯数据论”的通病。

马克思在谈到英国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时指出：“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30]这里，生产力归谁所有、为谁支配的问题，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即生产关系问题。英国殖民主义者可以给印度社会带来先进的生产力，但只要维持旧的生产关系不变，印度人民就不可能摆脱贫困，获得真正解放。因此，“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31]。只有变革生产关系，使生产力归人民所有、为人民支配，才能消除千百年来困扰着人类的贫困现象。可见，要彻底消除贫困，生产力的发展固然重要，但生产关系的变革同样关键。

同时，在流通领域中，“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这是因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32]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其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说物质生产的各种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会产生出与之相适合的消费资料的分配方式。与此不同，“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会产生一种和资本主义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方式。“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围绕着分配兜圈子”，这是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庸俗社会主义者，进而也是仿效庸俗社会主义者的一部分民主派的必然结论。[33]因此，无论是针对初次分配还是各种税收后的再分配，企图通过分配关系的调整来消除贫困，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和空想。

如所周知，邓小平曾经把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4]对此，“何文”认为：“这一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所具有的深远意义在于：“区别某个社会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最有决定性的因素，是生产力，是分配。至于所有制的选择，并不属于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因为人类社会将依据不同类型的生产力及其不同发展水平和阶段，决定人们所应选择的适合的生产关系。而人类社会所选择的生产关系是否‘适合’于生产力，标准是‘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耗子的都是好猫’！”[35]这明显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极大误解。如上所述，贫困问题、两极分化问题是收入分配问题，而收入关系和分配关系最终是由生产关系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决定的。对于这个道理，邓小平是非常清楚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在多个场合一再强调：“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36]可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大力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何文”完全曲解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观。

当然，消灭贫困是一个过程。在“制度”层面，在总的趋势上，社会主义能够也一定会消除贫困，因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具有全新的性质，它消除了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对抗性，消除了阶级对立、剥削和压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任何时候、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没有贫困。因为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在遭遇遏制的时候，为求生存会策略性地选择贫困甚至是绝对贫困（所谓“艰苦奋斗”。当然，决不能让人民群众性命不保）；而在参与全球竞争的时候，为实现技术和管理的跨越而主动“利用资本”，也会产生相对贫困甚至是悖论性的贫困（所谓“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当然，决不能为资本所宰制）。在方法论上，既要承认社会主义在局部状态下出现的“社会性”贫困，又要严格区分“社会性”贫困与“制度性”贫困。若此，还能说马克思的贫困理论过时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