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深思的是：改革开放以来，“1978～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由3645亿元增长到519322亿元，年均增长在9%以上，这不仅明显高于1953～1978年年均6.1%的增速，更是大大高于同期世界年均3.0%的增速；从2010年开始，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我国的经济总量取得长足进步，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但是，第一，财富集中的速度世界领先。“2011年10月19日，瑞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百万美元以上的富翁已达101.7万人；个人净资产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富豪，中国有5400人，仅次于美国，而德国为4135人、日本为3400人、俄罗斯为1970人。我国社会财富向高收入人群的集中度，正以年均12.3%的速度增长，是世界平均增速的2倍。”[20]第二，两极分化的程度前所未有。“我国收入差距之增大，反映在基尼系数上，已由1978年的0.331，上升为2008年的0.491，即使近几年有所下降，到2012年仍然处于0.474的高位。”[21]第三，贫困人口依然庞大。“我国城乡至今还有1.5亿人达不到联合国规定的每人每天1美元的脱贫标准；即使按我国个人年收入1300元的脱贫标准计算，仍有4000多万人没有脱贫。”[22]

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义国家严重的贫富分化？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23]邓小平也讲：“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24]显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层面的变化，才是引起收入分配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受到威胁，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正如有人所概括的：“公有制经济所占的经济比重下降得过快过大，其主体地位非常脆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98年，全国国有企业在大量破产、或被国内外私有资本大量兼并和廉价收购以后，仍有23.8万家；到2007年就减少了一半，剩下11.2万家；到2009年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仅有9105家，从业人员985万人。中央企业也由2003年的196户，减少到2011年的117户。而且，这些央企大多是上市公司，可以说，只是由国家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25]特别是，有一些企业表面上是公有制，而实际上已经转型为私有制。例如，一些公有制企业，在被私人层层参股后，以资本的价值增殖即“赢利”作为生产目的，劳动者处于被雇用地位，无权参与企业的经营和管理，被解雇和失业宛如悬在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这种情况反映到分配上，“在国民收入中，劳动者报酬所占的比重逐年降低：从1997—2007年，企业盈余从21.23%增加到31.29%，国家财政收入从10.95%增加到20.57%，而劳动者报酬却从53.4%下降到39.74%。多数职工年收入只有2万～3万元，同大企业一些高管的年薪高达数百万乃至数千万元，形成了巨大反差。这种情况，虽然近年来有所调整，但其利益格局变化不大”[26]。这些都足以说明，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出现的贫困，完全是资本强势渗透和强力作用的结果，它把一个资本强势的社会主义中国摆到我们面前，发人深省！

作为社会主义的先驱，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在转型后的情况也充分证明：哪里出现资本的强势渗透和强力作用，哪里就会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和两极分化。据统计，“在28个苏东转型国家中，只有5个勉强在10年之内人均GDP恢复到转型前水平。有17个国家花费了10～20年，人均GDP才恢复到转型前水平，荒废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更为糟糕的是，“直到转型的第21 年（即2010年），仍有6个国家的人均GDP尚未恢复到转型前水平。比如乌克兰，2010年的人均GDP只相当于转型前的3/4，即使一切顺利，也许还要10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到1989年的水平”。对这些国家来说，转型付出了惨痛代价，“它们经受了比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严重很多倍的经济衰退，这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极为罕见的”。不仅如此，“在不少转型国家，犯罪横行，不平等急剧扩大，并且出现了人类在和平年代鲜见的预期寿命大幅下降，成百万人过早逝去”。[27]把人民群众推进贫困和苦难的深渊，这是背离和背叛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