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社会主义中国成立后近30年的发展，是不能简单地用“贫困”来概括的，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何文”就认为：尽管说“从1952—1972年，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以-1.09%的速度下降”，但是，从1959—1976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17年，对生产力的发展也有它的重大贡献”。这表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17年，实际执行的是以‘两弹一星’为优先的，大力发展国防工业的战略”，而“在‘两弹一星’的研究、开发、定型并走向工业化的过程中，却高度注意节约人力、物力，高度注意科技进步。那时的党中央、国务院曾经在全国范围内调集了一批优秀科技人员，——在调集过程中，规定各地方组织不得与党中央‘讨价还价’，——集中全部力量进行‘攻关’，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可以说，“中国研发‘两弹一星’是在全国人民节衣缩食、勒紧腰带，极为困难而落后的经济环境下进行的”。[16]笔者要问：什么是“节衣缩食”？什么是“勒紧腰带”？这不正是对贫困生活的“主动”选择吗？在此意义上，社会主义中国的贫困本身就是一种“国家策略”甚至是“国家战略”，与社会主义制度并无本质性联系。这提醒我们，要把“政策性”贫困与“制度性”贫困严格地区别开来。社会主义中国在过去的发展中，一方面，没有很好地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使人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遭受贫困之苦；另一方面，靠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在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方面却取得重大成就，从而保证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和发展。这两个方面互为因果，不可分割。

中国如此，社会主义苏联的情况也是这样。且看“何文”的观点：“1929年，苏联仍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农业国家，但在斯大林领导下，在很短时期就建成重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特别是乌拉尔地区建成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保证了二次大战最终战胜了德国和日本。”[17]这已经足够！因为，军事实力是一个国家物质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表现，现代化战争是要靠钱来支撑的；没有军事工业取得的成就，等待苏联人民的就不仅仅是贫困，而是当亡国奴。这又提醒我们，要历史地看待社会主义国家过去的“赶超战略”。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在过去所取得的成就，王绍光的一项研究值得关注。为了考察社会主义国家在1980年（即转型前）的情况，他用联合国提供的数据，作了两个排序：“一个是人均GDP排序，一个是HDI（人类发展指数）排序。”结果显示：“这两个排序是不完全一样的，人均收入高的地区，人类发展指数不一定高，比如沙特阿拉伯、海湾国家都是这样。”随后，他又通过“计算这两个排序之差，来说明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某种制度更容易保障人民的基本需求；之差越大，就说明这个制度的优势越大”。结果发现：“全世界135个国家，排在最前面的除了汤加王国以外，大部分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即使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实行计划的国家。比如芬兰、法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在1980年的时候都是实行国民经济计划。这些国家不管有其他什么问题，在保障人的基本需求方面的表现是非常好的。”而且，“135个国家排下来，社会主义国家基本都排在上面”，而“资本主义国家很多都在下边”，因为，“它们人均收入还不错，但在保障人的基本需求方面表现并不好”。[18]这是颇耐人寻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