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近30年间，社会主义中国一直在与贫困作斗争，而贫困产生的原因则是多方面的。从生产力方面看，一是由于底子薄，经济发展的起点低；二是由于科学技术落后，物质生产的效率低。“何文”提到了后一点，却并未论及前一点。如何看待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何文”认为：“一个最自然的解释是，17年间，反映科技进步的中国生产力的‘全要素生产率’在不断下降。”[5]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或简称为TFP”，是林毅夫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定义是：“全要素生产率是指产出的增长率和投入要素的增长率加权平均之间的差。如果各种投入要素增长率为10%，总产出的增长率为12%、10%、8%，则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为2%、0、-2%。”[6]“何文”进一步将之理解为：“所谓‘全要素生产率’，所讨论和回答的是‘效率’问题，也就是发展是有效率的发展，还是不计代价的低效率的发展。”以此来看，虽说“从1959—1976年，中国的生产力也不断增长，但这是由于资金和劳动力的高投入造成的。而决定快速发展的更重要的因素，反映科技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却不断下降！显然，这样的‘高投入’上升的发展方式，不可能长久持续！”[7]

这里涉及许多经济学概念，例如，“生产要素”指的是什么？“生产效率”指的又是什么呢？就前者而言，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要素包含了劳动力，却并不包含货币（所谓“资金”），因为，货币只有转化为“生产资料”或“劳动力”，才能进入物质生产。就后者而言，生产关系的性质不同，“效率”的内涵就不同，基于劳动的效率标准与基于资本的效率标准，不仅不同而且截然相反。[8]以此来看，无论是何祚庥还是林毅夫，都不仅错误地理解了生产要素的含义，而且完全无视生产效率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其经济学概念明显是自由主义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仅如此，“何文”用“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低来解释中国经济发展落后，明显是一种循环论证，因为二者不过是同一个问题在两个方面的不同表现，经济发展落后从根本上讲不就是生产力水平低吗？

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上，“何文”的分析在方法论上就是错误的。邓小平曾经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9]这话当然不错，但是，它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下，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都要高于或快于资本主义。马克思早就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可以获得“自由的、无阻碍的、不断进步的和全面的发展”。因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始终是一致的。而这一点恰恰是资本主义无法做到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实现价值增殖，资本“使生产力守纪律”，生产力的发展必须服从于价值增殖的需要，否则就宁可牺牲生产力的发展。[10]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正在于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总的趋势”上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要高于或快于资本主义。无视“家底”，不顾经济发展的“起点”，用生产力发展、甚至是GDP增长在某一时期的“绝对速度”，来比较和评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这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落后局面与发展战略的选择也有关系。林毅夫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的选择，必须考虑其“要素禀赋结构”和由此决定的“比较优势”；只有采用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战略”，才是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因为它可以使企业真正拥有“自生能力”。[11]在谈到“要素禀赋结构”时，他讲：“我们要以资本与劳动力拥有量的比值来定义要素禀赋结构。当我们讲到要提升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时，主要想表达的含义就是提高这个国家每个劳动力可以支配的资本量”；因此，“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意味着资本相对于劳动力的丰裕程度增加”；而且，“人均收入水平是反映要素禀赋结构情况的一个很好指标，人均收入水平高，人均资本拥有量必然多”。[12]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传统体制下选择的是一种“赶超战略”即“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该战略严重脱离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13]笔者以为，如果考察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其特点无非就是“人口多、底子薄”，对此，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是不知道，而是非常清楚，并且一再提及、反复强调。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选择了赶超战略，这是事实。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作如此选择？答案恐怕也很简单：求生存！因为，从国际环境看，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缺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崛起时的外部支撑，如殖民统治和“掠夺”；不仅如此，掌握了科技发展主动权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遏制战略和经济封锁，不仅使社会主义国家无法在“技术”和“管理”方面实现“跨越”，而且时刻面临着被剿灭的危险，面临着亡党亡国的危险。于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唯一选择。林毅夫和“何文”显然都忽视了这一点。特别是，他们对“资本”和“劳资关系”等基本概念和核心问题的理解本身就值得商榷。

当然，必须承认政策失误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而导致政策失误的原因又是多方面的，如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在内部和外部压力下急于求成等，这些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样的解释框架下都需要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在此，笔者要说的是，失误并不在于赶超战略的选择本身，而在于没能“适时”和“及时”地调整国家发展战略，实现从赶超战略向符合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国情的新战略的历史性转变。在此意义上，决不能像林毅夫和“何文”那样，简单地用“失败”二字来对赶超战略进行盖棺定论，从而非历史地看待社会主义国家赶超战略的选择和实施。[14]并且，转变后的新战略也决不是林毅夫所说的并得到“何文”高度赞赏的所谓“比较优势战略”，因为，该战略把劳动力的数量充足和费用低廉看成是一种“比较优势”，显然又是一套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因而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宗旨。劳动者的劳动力的低廉，甚至是低贱，不就是贫困的另一种表现吗？一方面用贫困来抨击社会主义国家过去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又主张把贫困看作是“比较优势”，并确立为社会主义国家新的发展战略，这真是一种奇怪而奇妙的逻辑！

历史地、辩证地看待社会主义国家过去的贫困问题，笔者以为，它既是生产力发展滞后的结果，也是实施“赶超战略”的结果，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战略性”选择。在谈到社会主义苏联的贫困问题时，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苏联公民被迫为将来而努力工作，忍受现在的贫困。”[15]虽然在他看来，这是与人们的“愿望”相违背的，但笔者以为这一解读恰恰切中了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因为，愿望往往是一种外在的主体感受，而作为一种结构性关系，或者作为一种总的趋势，本质和规律则存在于历史发展的深处，不以任何人的愿望为转移，除非这种愿望本身主观地体现和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从而成为一种真正“人民”的愿望。以此来看，社会主义国家过去的贫困，或者是落后的生产力所致，或者是赶超战略所致，或者是国际环境所致，或者是自身失误所致。总之，其原因均不在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或者说，它与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构成本质性联系，因而是一种“社会性”贫困，而不是“制度性”贫困，一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反贫困方面取得的成就是一种“社会性”成就，而不是“制度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