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唯物史观时，“何文”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最新发展的基础上‘与时俱进’。”[37]那么，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新发展呢？在其看来，“‘时代’已经由讨论和研究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如何通过革命和战争，摆脱……反动势力对人民群众的统治”转化为“优先关注‘和平和发展’——‘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时代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由此决定，“历史唯物主义也由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唯物主义，发展为‘发展是硬道理’的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说，为“科学地回答‘什么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新时代的“重大理论问题”，“现时代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需要进入以‘发展是硬道理’为最重要因素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此相应，“当代政治经济学，显然就要以新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转向……以生产力的发展为最重要中心问题”。[38]“何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解读显然是偏颇的，因为，在唯物史观中，“革命”与“发展”、阶级斗争与生产力始终是辩证统一的。马克思说：“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又是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39]，从而也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发展。就贫困问题而言，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制度就不会消亡，无产阶级的贫困也就难以消除。但是，若没有生产力的发展，连消除贫困的可能性都没有，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如果没有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40]。怎么能说唯物史观只重视阶级斗争的作用而不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不懂得发展是硬道理呢？唯物史观当然懂得发展才是硬道理，当然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但它同时强调，如果撇开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任何生产力的发展就都是一种抽象的、因而是非现实的发展。

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何文”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在马克思时代人们所认识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指导下实现和完成的”，然而，人们“却很少指出《资本论》产生的‘时代’所带来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时代的局限性”和“理论上的失误”。[41]这种失误和局限性就表现在：“《资本论》……更关心的是‘价值’或交换价值的计量。因为，马克思更关心的是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或者说，在生产力发展的进程中，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是如何分配给资本家和工人的。”[42]因此，尽管“何文”讲新“‘时代’将促使人们进一步在坚持中发展马克思的《资本论》”，但实际上已经在“时代”的高度上宣判了《资本论》的死刑。“何文”断言：“亚当·斯密探讨的是国家如何富裕的《国富论》；卡尔·马克思回答的是民众如何革命的《资本论》。”[43]这就是说，《国富论》是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因为它关心的是国家如何富裕，是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像《资本论》那样，关心的是阶级斗争和生产关系的变革。由此，“何文”认为：“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理论出现的‘时代’问题，首先就要分析研究那一时代的生产力有哪些特点、特征”，同时，“研究‘时代’问题，还要看到那一时代已出现了哪些科学技术，又如何推动、推进了生产力。”[44]但问题一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对斯密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来说，“国民财富和人民贫困本来就是一回事”[45]。因为，如果说《国富论》研究的是国家如何富裕，那么，这种富裕的主体决不是工人阶级，而是也只能是资本家阶级。工人阶级要实现富裕，就不仅需要通过科学技术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且需要通过社会革命来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在《资本论》中，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和阶级斗争始终是辩证统一的，《资本论》才为无产阶级摆脱贫困、实现富裕提供了理论指引。可见，“何文”不仅曲解了唯物史观，而且曲解了马克思的《资本论》。

[1] 笔者主张，要严格区分“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和“悖论性贫困”。一方面，本文完成并公开发表于2017年，当时社会主义中国尚在为彻底消除绝对贫困做最后冲刺；另一方面，即使到2020年年底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任务，但相对贫困和悖论性贫困问题依然困扰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贫困问题依然是理论探讨和研究的重大议题。

[2] 何祚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与时俱进”》（上），载《学术界》，2013（7）。

[3] [英]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徐尧、李哲民译，208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4] 何祚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与时俱进”》（下），载《学术界》，2013（8）。

[5] 何祚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与时俱进”》（上），载《学术界》，2013（7）。

[6] 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9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7] 何祚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与时俱进”》（上），载《学术界》，2013（7）。

[8] 参见王峰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效率观？》，载《高校理论战线》，2007（12）。

[9] 《邓小平文选》第3卷，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539、3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11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2] 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119、120、12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3] 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7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4] 参见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12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5]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690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16] 何祚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与时俱进”》（上），载《学术界》，2013（7）。

[17] 何祚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与时俱进”》（上），载《学术界》，2013（7）。

[18] 王绍光：《有计划是中国一个重要的体制优势》，载《经济导刊》，2014（10）。

[19] 本刊记者：《增强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坚定性和自觉性——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李崇富》，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4）。

[20] 本刊记者：《增强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坚定性和自觉性——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李崇富》，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4）。

[21] 本刊记者：《增强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坚定性和自觉性——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李崇富》，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4）。

[22] 本刊记者：《增强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坚定性和自觉性——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李崇富》，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4）。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4] 《邓小平文选》第3卷，1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5] 本刊记者：《增强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坚定性和自觉性——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李崇富》，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4）。

[26] 本刊记者：《增强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坚定性和自觉性——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李崇富》，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4）。

[27] 王绍光：《有计划是中国一个重要的体制优势》，载《经济导刊》，2014（10）。

[28] 何祚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与时俱进”》（下），载《学术界》，2013（8）。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6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4] 《邓小平文选》第3卷，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5] 何祚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与时俱进”》（上），载《学术界》，2013（7）。

[36] 《邓小平文选》第3卷，138～139、142、1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7] 何祚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与时俱进”》（上），载《学术界》，2013（7）。

[38] 何祚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与时俱进”》（上），载《学术界》，2013（7）。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5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1] 何祚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与时俱进”》（上），载《学术界》，2013（7）。

[42] 何祚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与时俱进”》（下），载《学术界》，2013（8）。

[43] 何祚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与时俱进”》（上），载《学术界》，2013（7）。

[44] 何祚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与时俱进”》（上），载《学术界》，2013（7）。

[4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8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