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时态”角度看，资本主义世界并非铁板一块。从“何文”提供的数据看，贫富差距较小的是法国、德国和日本，法国1995年的基尼系数是0.33，德国2000年是0.28，而日本1993年则是0.25。而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贫富差距则较大，澳大利亚1994年的基尼系数是0.35，英国1999年是0.36，美国2000年则是0.41，后者已经突破0.4的所谓“警戒线”。[30]耐人寻味的是，“何文”并没有提供瑞典、挪威和丹麦等北欧国家和地区的数据！或许，这些国家在作者眼中既不属于资本主义阵营，也不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因而与其阐释的观点无关。这个问题可以放下不谈，另一个问题则值得追问：法国、德国和日本通常被称作资本主义发展的“莱茵模式”，而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则通常被称作“盎格鲁—撒克逊模式”，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中两种不同模式之间的这种差异呢？答案是很明显的，在莱茵式资本主义体系中，国家调控经济的作用较强，抑制资本的力度较大，因而其贫富差距就较小；比较而言，在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国家调控经济的作用较弱，抑制资本的力度较小，因而其贫富差距就较大。

即便如此，美英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也要好于一些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如南非、巴西和阿根廷等。从“何文”提供的数据看，2004年阿根廷的基尼系数是0.51，巴西是0.57，而南非2000年的基尼系数则高达0.58，它们都已接近0.6，远远高于“警戒线”。[31]这说明了什么呢？下列关于智利的材料，完全可以拿来作参考，因为它作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验场所，与巴西、阿根廷同在南美洲，经济发展的背景、特点和轨迹也极为相似。

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智利，一些“芝加哥弟子”（指在芝加哥大学等欧美高等学府中受过教育、回国后在政府部门中担任要职的“海归派”），以“把民主体制引入智利的工会组织，并着手解决几十年来阻碍工人进步的问题”为幌子，于1979年颁布了新的《劳工法》，一方面，极力恢复资本家和权势阶级过去所拥有的特权，另一方面，最大程度地限制政府在调解劳资矛盾、调控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无疑是典型的放任资本的自由主义政策，其结果也可想而知。它使得工会组织遭到破坏，工人运动受到镇压，工会会员遭受迫害，工人所享有的142项权利被剥夺，从而极大地削弱了他们在与资本家谈判中的力量。进而，它使得工人的工资水平急剧下降，平均失业率在1974～1987年间高达20%，工人陷入极度贫困，社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仅在1978～1988年的10年间，智利最富有的10%的人群的收入从37%上升到47%，占人口30%的中间人群的收入从23%下降到18%，而占人口1/4的最贫穷人群的收入则从5%下降到4%。到1990年，500多万智利人（约占全国人口的一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放任资本的自由市场政策，并未给智利带来预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可面对这样的结果，“芝加哥弟子”却将之归结为“发展中国家过渡时期所产生的贫困现象”，用暂时性搪塞公众、混淆视听。[32]与此同时，智利、巴西和阿根廷这些拉美国家的财富，却源源不断地流向以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首的“中心地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遍及拉美的左翼运动勃兴，左翼政党先后取得执政地位。这无疑是对推行私有化和市场化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一种反驳，不论其成效如何，都以铁的事实证明，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私有制，工人阶级就无法摆脱贫困的境地。

由此可以得出一条规律：尽管说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剥削，劳动者的贫困就在所难免，但是，哪个国家和地区抑制资本，哪里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就较小，两极分化的情况就不太严重，而劳动者就不仅不会陷于绝对贫困的境地，其悖论性贫困也会得到改善。这不是证伪了而恰恰是证明了马克思的贫困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