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时态”角度看，资本主义世界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总体情况也不一样。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遭遇严重经济危机，经济发展每况愈下，最终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欣欣向荣，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中流砥柱。受此影响，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普遍掀起了“国有化”运动，把水利、能源、交通、电信等一些重要经济部门收归国家所有。然而到了80年代，以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为代表，西方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国有企业进行了重新私有化，从而使私有化成为20世纪末叶以来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与国有化运动相伴生的，是国家调控经济作用的加强，抑制资本力度的加大，其中包括前述各种反贫困措施的出台，资本主义世界贫富差距的缩小也就不足为怪了。反之，与私有化运动相伴生的，则是国家调控经济作用的减弱，抑制资本力度的减小，其对贫富差距的影响又是什么呢？

2005年，以关注全球性问题而享有盛名的“罗马俱乐部”，推出了题为“私有化的局限”的研究报告，“针对全球范围内所有部门的私有化”进行了系统研究。与“认为私有化是件好事”这种“普遍想法”不同，该报告侧重于揭示“私有化的局限性和危害性”。其核心论点和基本立场是：“近来持续不断的私有化活动有好事过头的危险，它有可能使我们超越合理的界限而导致不良后果，这些不良后果甚至盖过了许多私有化形式所带来的无可否认的好处。”[33]例如，该报告中很多批评意见认为，“私有化导致了不公平——伤害了穷人和被剥夺权利者，在某些情况下还伤害到了受困工人，而使富人、有权势者和特权者受益”。在这些批评者的笔下，“私有化被看作是将大量的人逐出工作或者迫使他们接受报酬较低、保障较差和获益较少的工作；是提高了所售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是为投机者和腐败者提供了发财致富的机会；是普遍使富者愈富而穷者愈穷”。特别是，一些批评者把私有化运动与恐怖主义相联系，认为私有化造成的“不平等的扩大在很多地方会引起疏远甚至仇恨，这是我们在受到恐怖主义蔓延和升级的威胁之下所忽视的一个事实”。[34]受私有化运动的影响，资本主义世界的贫富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开始重新拉大，并且越来越严重，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

日本的例子就是最好的佐证。如前所述，在中谷岩看来，“‘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得益于企业内部存在的劳资协调精神，以及终身雇佣制使劳动者地位得到的保障”，因为，“在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制度下，雇用得到保障，因此员工自然能对公司产生忠诚心”。但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自由主义思想在日本社会渗透，“在美国式市场主义观点看来，这样的劳资协调路线，或者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制之类的保障员工地位的制度，从经济合理性讲，是极无效率、不合理的习惯”。[35]迫于美国的压力，日本推行了所谓的“结构改革”，导入了“建立在能力主义、成果主义基础上的人事制度”，使曾经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形同虚设，并最终废除了这种所谓“不透明的雇佣制度”。同时，对“随时可以解雇的非正式员工”采用积极灵活地利用的策略，致使“日本全部劳动者的1/3变成了非正式雇佣员工”。[36]从长期来看，中谷岩认为“结构改革”的结果是：“日本企业失去了应是它‘竞争力源泉’的劳资协调关系和现场主义”，在“日本社会中，无暇顾及他人、一心考虑自己的风气增强了。地方政府更显疲惫，收入差距更加扩大。由于医疗改革，老人们的内心也不得安宁。由于异常犯罪增加，日本社会失去了‘安心感和安全感’”。[37]特别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贫困大国’”，到2005年时，“日本的贫困率（二次分配前）从1985年的12.5%上升到26.9%。仅仅20年时间，贫困人口的比例增长了一倍以上”。在日本这个国家里，“4个家庭中就有1个被归类到贫困家庭中”；人们“想工作也无处工作，即使工作也只能得到勉强度日的工资”；“被逼迫到这种境地的日本人，在这20年中急剧地增加。年收入在200万日元以下的人超过了1000万”。并且，“这绝不是由于他们懒惰，也不是努力不够。这是全球化资本主义和以‘责任自负’为理念的新自由主义思想造成的贫困”。[38]中谷岩不无愤慨地指出：“这种人心的荒芜、贫富差距的扩大，并非经济环境变化带来的一时性、过渡性的现象，而是全球化资本主义、市场至上主义内在因素的反映。”他质问道：“如果听任美国式市场原理在日本发展，日本就能培养出‘健全的资本主义社会’了吗？”他对此存疑，因为，“这一点，只要看一看由于实行优先遵从市场原理的‘结构改革’，日本的经济和社会受到了多么大的打击，就清楚了”。[39]

由此可以得出另一条规律：尽管说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剥削，劳动者的贫困就在所难免，但是，哪个阶段和时期抑制资本，哪个时期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就较小，两极分化的情况就不太严重，而劳动者就不仅不会陷于绝对贫困的境地，其悖论性贫困也会得到改善。这不是证伪了而恰恰是证明了马克思的贫困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