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重要的是，不仅要把握现当代资本主义变化的深层原因，而且要反思资产阶级国家的反贫困行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把握由此造成的种种变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马克思指出：“自由竞争就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自由发展”，自由“竞争从历史上看在一国内部表现为把行会强制、政府调节、国内关税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取消，在世界市场上表现为把闭关自守、禁止性关税或保护关税废除，总之，从历史上看它表现为对作为资本的前导的各生产阶段所固有的种种界限和限制的否定”。[23]因此，不仅“根据订货进行生产，即供给适应事先提出的需求，作为一般的或占统治的情况……决不是从资本的本性中产生出来的条件”[24]，而且“一切企图对原料生产进行共同的、全面的和有预见的控制——这种控制整个说来是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根本不相容的，因而始终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或者只是在面临巨大危险和走投无路时例外采取的一种共同步骤——的想法，都要让位给供求将会互相调节的信念”[25]。这当然不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任何“控制”，而是说，由于资本的本性是自由竞争或自由放任，所以，任何“有意识”的控制与资本的本性、与资本主义的“制度”是不相容的，因而是对资本的一种扬弃和否定。事实上，从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反贫困政策及其客观效果来看，无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还是在他们离世之后的年代，资产阶级国家毕竟给了资本各种必要的控制和限制。“工厂立法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态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26]，各种反贫困政策更是国家对资本自觉而有力的控制和限制。由此完全可以说，通过这种反作用，通过对资本的限制和控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消除贫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一种“社会性”成就，而不是“制度性”成就。因为，它们是“抑制”资本的结果，而不是“放任”资本的结果。人们所说的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从“坏的”向“好的”的转变，从“不规范”向“规范”的转变，实际上就是从“放任资本”向“抑制资本”的转变。尽管说对资本主义“制度”而言，这是一种被迫的无奈之举，但是，它在客观上却造成了“社会主义因素”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层面不断成长、不断增加的局面。

可见，自由竞争或自由放任体现了资本的精神和本性，表明资本的趋势是摆脱一切有碍于获取剩余价值，从而实现价值增殖的界限和限制，包括国家调节和法律控制。但是，各种现实问题、尤其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及其对资本实现剩余价值的限制、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对资本统治的威胁等，又迫使资本不得不对自身加以必要的控制和限制，从而把资本送上一条“自我扬弃”的不归之路。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吊诡之处！它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资本的悖论性质。

英国的阿尔布里坦认为：“商品形式对非经济领域渗透，至少是对部分非资本主义组织的渗透，引起的问题已经在处在领先地位的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很长时期了，这些国家大众往往试图对资本对使用价值的冷漠进行制约。在美国，至少二百年来的大众的斗争已经形成抑制资本主义过分之处的体系。”[27]日本的中谷岩也认为：“政府介入创造了‘富裕的美国’”；“美国经济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第一，是因为执行新经济政策以后，政府实行了适当的社会福利政策、劳资协调路线以及对企业采取了统筹管制措施，未必只是采纳市场原理的成果。”在谈到日本的情况时，中谷岩讲：“同样，日本经济在战后取得如此大的飞跃性发展，无非就是因为超越了市场原理，采取了重视长期性关系的战略。具体讲就是：重视企业之间（‘系列’）、企业与员工之间（以终身雇佣为轴心的劳资协调）、金融机构与实业公司之间（主银行制度）或政府与民间部门之间（审议会制度）的关系。”[28]其中所谓的“系列”，指的就是“企业间在资本、经营者、生产、销售等方面结成的一种紧密的联合关系，以确保持续、良好的交易关系”[29]。这些见解均在着重强调超越自由竞争或自由放任、抑制或节制资本，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它们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是一种证明而不是证伪，因为它们说明，只有抑制资本，给资本套上锁链并关进牢笼，才能减少或减轻贫困，放任资本的结果必然是贫困的加剧、经济的紊乱和社会的动**。当然，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其中，朝鲜战争，尤其是资本主义世界对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遏制战略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在此背景下，一些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其经济腾飞更多的是“历史机遇”使然，而另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则既倚仗了这样的历史机会，也与战前雄厚的经济底子、人才和科技基础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