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后英国资本主义的情况，“何文”讲：“至于20世纪的英国，显然又比1892年的英国，有更大的发展。”例如，在1847年，英国议会通过了“10小时工作日法案”，虽然一开始只适用于童工和女工。而“现在各发达国家，包括英国，早已从10小时工作日的制度，改成8小时工作日，而且每周的工作时间，由6天缩短为5天”。“当代发达国家，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现实’，甚而连‘相对’贫穷，也大大‘缩小’，或正在‘缩小’之中。”[12]“何文”以“联合国公布的，若干有代表性的国家或地区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作为凭证，认为：“来自联合国公布的基尼系数的数值证明，当代发达国家，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工资收入均有相当大的改善和提高。既未出现包括白领工人在内的工人阶级的绝对贫穷，也未出现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相对贫穷。”[13]这些论述充分表明，“何文”对马克思贫困理论的理解是偏颇的，因为，撇开工人阶级的贫困的悖论特征，如果说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的收入差距在持续扩大，这也仅仅是在“整体特征”和“总的趋势”的意义上讲的，并不排除在某些部分和特定时期存在的差距不断缩小的情况。

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发展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这无须否认，否则就有失客观和公允；但是，需要认真探讨的则是引起这些变化的深层原因及其历史影响和意义，否则就会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看不到历史深处的本质和规律。“何文”讲：“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国家会出现这些新动向？一个简单的解释是：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有识人士’，也会懂得‘发展是硬道理’。”[14]这种解释显然似是而非、不得要领。笔者以为，正如人们所看到的，这些变化与资产阶级国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分不开的。按照法国学者皮凯蒂的解释，从整个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情况看，“政府只能履行基本的‘王权’职能（警察、法庭、军队、外交以及一般管理等），而不能介入太多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与此不同，“政府在‘二战’后的几十年内形成了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核心作用”，近几十年来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更是“发挥着空前大的作用”，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越来越强。例如，征收遗产税、累进所得税，甚至对过高收入实行“没收性”税收，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加之，在社会职能方面，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和医疗服务的成本大部分由政府公共财政承担，同时，政府推行“替代收入”（养老金和失业救济金）和“转移支付”（家庭补贴以及低收入补助等）政策，以保证家庭的可支配收入。[15]这些都有助于贫富差距的缩小，有助于工人阶级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从而被称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反贫困”政策和措施。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够推行各种“反贫困”措施，与下列两个因素不可分割：一是过去的殖民统治，二是现在的垄断地位。从历史发展方面看，过去的殖民统治和殖民政策，对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原始资本积累的完成起了重要作用，它们在现当代资本主义变化中的作用同样不可低估。可以说，正是过去对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残酷剥削，使现当代资本主义站在较高起点上，为其后来的蜕变准备了“家底”。割断历史，无视起点，就不能正确认识现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变化。“何文”正是如此，它只是注意到了殖民剥削对于古典资本主义的重要性，却全然无视这种剥削对于现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性。[16]从国际关系方面看，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7]虽然说殖民制度和殖民剥削不复存在，但是，“中心—外围”式的不平等的世界格局依然如故，处于中心位置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处于外围和半外围的国家和民族的跨国剥削仍在继续。只不过，实现剥削的手段和方式发生了变化，过去靠的是坚船利炮，现在靠的则是科技和人才优势。恩格斯早就指出：“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这些利益在工人阶级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绝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广大的群众至少有时也能沾到一点。”[18]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垄断地位，为其国内政策的调整和变化奠定了经济基础，同时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两极分化和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时的帝国主义狰狞面目，与其在处理国内事务和国内关系时所摆出的温文尔雅、悔过自新姿态并行不悖。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一个极为罕见的“双头婴儿”[19]。

当然，上述两方面因素只是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调整和历史嬗变提供了可能条件，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重要推动因素也有两个：一是无产阶级的反抗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推动，二是一些全局性和全球性问题的倒逼。前一方面一如马克思所讲的：“正常工作日的确立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长期的多少隐蔽的内战的产物”，同样，国家通过法律对工人上工、下工、休息时间的各种规定，“这些按照军队方式一律用钟声来指挥劳动的期间、界限和休息的细致的规定，决不是议会设想出来的。它们是作为现代生产方式的自然规律从现存的关系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它们的制定、被正式承认以及由国家予以公布，是长期阶级斗争的结果”。[20]无论是1848年欧洲革命还是1871年巴黎公社，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虽然都以失败而告终，遭到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但是，它们都毫无例外地迫使资产阶级作出政策调整，“实现革命的纲领”，以满足无产阶级提出的一些要求。在此意义上，资产阶级扮演了“革命遗嘱执行人”的角色。[21]而后一方面则如恩格斯所言：“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一再发生，使英国资产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流行病的牺牲品，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因此……那些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现象，现在或者已经被消除，或者已经不那样明显。”[22]总之，资产阶级要使自己不至于在同无产阶级的冲突中、在各种社会灾难和文明病的肆虐中灭亡，就必须行动起来，寻求经济社会政策方面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