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45年夏，恩格斯就“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发表了描述工人阶级的“苦难和斗争”“希望和要求”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47年后的1892年，在为该书德文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恩格斯讲：“现在重新呈献给德国读者的这本书……所描写的情况，至少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成为过去。”[4]个中原因一如“何文”所说的，“1892年的英国社会和恩格斯在1844年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描写已有相当大的不同，甚而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所‘极为详细地描述了的1865年左右’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也有较大变化”[5]。这些变化，例如，有一条“旧德国规矩基本守则”，这就是：“先给人家送上好的样品，再把蹩脚货送去，他们只会感到称心满意！”现在这条守则“声誉扫地了”，“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哪里时间就是金钱，哪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又如，“在工厂主对待工人的关系上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不仅“工厂主靠对工人偷偷摸摸的办法来互相竞争已经不合算了”，而且，“企业规模越大，雇用的工人越多，每次同工人发生冲突时所遭受的损失和营业困难也就越多。因此，工厂主们，尤其是大的工厂主们，就……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6]

问题是，上述变化是否表明马克思的贫困理论过时了呢？“何文”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在它看来，这些变化即“事实证明，即使在1892年，英国的工人阶级状况，并没有出现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7]。而笔者的看法则相反！道理很简单，上述第一个变化所显示的，是资本家阶级的经营理念和手段的变化，质言之，是剥削工人阶级的手段和方式的变化。但是，剥削的手段发生变化，并不意味着没有剥削了，并不意味着资本家阶级放弃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有无剥削与怎样剥削，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而只要存在着资本家阶级的剥削，工人阶级遭受悖论性贫困、甚至在一定条件下遭受绝对贫困就是必然的。而上述第二个变化所显示的，则是资本家阶级对待工人阶级的态度的变化，质言之，是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关系的调整和改进。但是，剥削关系的调整，并不意味着剥削关系的消亡，并不意味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关系消失了，并不意味着具有对抗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消失了。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就会有雇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剥削关系，这两大阶级之间的利益就是对立的，马克思的贫困理论也就不会过时。

其实，同样是面对19世纪末叶的变化，恩格斯所作的判断却迥异于“何文”。恩格斯认为，这个时期工人阶级的状况，只能说“有时也有所改善，甚至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也是如此”[8]。这是因为，第一，“由于大量的失业后备军汹涌而来，由于工人不断被新机器排挤，由于现在同样日益受机器排挤的农业工人的移来，这种改善每次都又化为乌有”[9]。恩格斯不否认工人阶级的状况有所改善，但这种改善只是暂时的，不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第二，在恩格斯看来，“工人阶级中只有两种受到保护的人的状况得到了长期的改善”。第一种是工厂工人。因为，“法律规定了一个有利于他们的、起码是较为合理的正常工作日，这使他们的体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并且给了他们一种精神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又因他们集中在一定地区而加强了”。第二种是巨大的工联。由于“这是那些绝大部分或者全部使用成年男子劳动的生产部门的组织”，所以，“无论是女工和童工的竞争，或者是机器的竞争，迄今为止都不能削弱它们的有组织的力量”。[10]第三，至于说广大工人群众，恩格斯认为：“他们的贫困和生活无保障的情况，现在至少和过去一样严重。”只不过，“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11]从这些论述中，我们根本找不到证明马克思的贫困理论不再成立的任何依据，更何况，即使从恩格斯的论述中找到了没有绝对贫困的证据，也无法推翻马克思的贫困理论。因为，无产阶级的贫困在本质上是一种悖论性贫困，它属于相对贫困的范畴，但又不等于相对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