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马克思贫困理论的辨析（一）

《学术界》2013年第7、8期连载了何祚庥先生的长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与时俱进”》（以下简称“何文”）提出，由于时代已经发生变化，所以，马克思“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需要重新审视”。在他看来，“对于落后的贫穷的不发达国家，在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期，走上工业化道路的所谓‘原始积累’的早期，不仅会出现工人和农民的相对贫穷，而且还大量地普遍地走向绝对贫穷”[1]。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和发展，在发达国家中，不仅没有出现无产阶级日益趋向贫穷化的‘事实’；反而连‘三大差别’似乎也在发达国家中已逐渐消失！”[2]这就表明，马克思的贫困理论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即原始积累时期是适用的，对其往后的发展就不适用了，这一理论无法解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的新情况、新事实。

其实，何祚庥先生的观点并不新鲜。例如，英国的彼得·桑德斯就讲：“马克思的贫困化命题已经被证明毫无意义”，因为，按照这一命题，“资本主义制度甚至无法满足最基本的人类需要”，并且，“资本主义越发展，大多数人口的物质状况就越悲惨”。而现实情况则是：“资本主义的确制造并长久维持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巨大的经济不平等，但它同样地提升了富人和穷人的生活水平”；“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巨大财富已经令所有社会阶级受益；在上一代尚只归属极少数人享用的奢侈品很快就成为下一代中绝大多数人均具的标准件”；“资本主义不仅提高了穷人和富人的生活标准，而且改变了我们的‘贫穷’（什么样的状况才算是贫穷？）概念”。因为，“我们今天称之为‘贫困’的，在仅仅几代人之前却代表着‘富足’，资本主义对整个社会的生活标准的影响由此可见”。[3]

如上文所述，在马克思那里，体现工人阶级贫困的本质特征的，既不是“绝对贫困”，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相对贫困”，而是相对贫困的一种特殊形式，即具有“悖论性”的贫困。在此，笔者撇开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和悖论性贫困的区别，就如何看待何祚庥先生所理解的无产阶级贫困问题，结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历史进程展开讨论，并向何祚庥先生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