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张维迎所说的“人的本性”是什么?
张维迎首先谈到的是“人性”问题。他说:“人的本性是什么?宽泛点说,就是几乎所有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self-centered)。”就此,他搬出了亚当·斯密的观点:“亚当·斯密说同情心普遍存在,即使最坏的人也有同情心,但所有的同情心都是围绕自己展开的,同情心的大小,一是与物理上的距离有关,二是与生理上的距离有关。”例如,一个人“看到自己的亲人过世,比看到几千千米外非洲人的过世时的同情心肯定要大”,原因就在于非洲人离他很远,而自己的亲人就在身边。一个人“看到猴子被杀,比看到蚂蚁被杀时的同情心也要大”,而他“对蚂蚁的同情心,可能比对植物的同情心更大”。为什么呢?因为“猴子比蚂蚁与人的相似性更大”,而“动物在形象上、生理上跟人的相似性比起植物来更大”。因此,亚当·斯密的“同情心”就是建立在“自我中心”的基础上的。[1]
当然,讨论人的本性问题并非张维迎的目的,其目的在于由此引出“市场”和“市场经济”来。一方面,“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另一方面,“任何人要生存都离不开他人的合作和协助”。如何解决其中的冲突和矛盾呢?用张维迎的话说,“人类怎样从以自我为中心到达合作和互助?或者说,自利的本性如何能够给他人带来好处,而不是伤害?”能够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从而“解决这个矛盾和挑战的最有效的方式”,便是“市场”和“市场经济”。因此,在张维迎看来,“市场本身没有改变人的本性,市场从不试图改变人的本性,拥护市场的人没有想过用市场改变人的本性;反过来,正因人的本性没法改变,所以才有了市场经济,也才需要市场经济”。[2]可见,市场和市场经济起源于人性的弱点,起源于在人的“以自我为中心”本性的基础上,达成与他人合作和互助的需要。
2.市场和市场经济源自人的本性吗?
与张维迎不同,马克思认为:“交换者生产交换价值的前提”,也即市场和市场经济的前提,“既不是从个人的意志,也不是从个人的直接本性中产生的,而是从那些使个人已成为社会的个人,成为由社会规定的个人的历史条件和关系中产生的”。这是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和“关系”呢?马克思强调两点:其一是社会分工,即生产是“在一定历史形态的分工下”进行的生产;其二是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即生产是“作为独立的私人而生产”。[3]没有劳动分工,就没有商品交换的可能性,也就没有市场和市场经济产生的可能性。因为,在分工条件下,不同的劳动者生产不同的东西,只有进行交换,才能够满足他们不同的需要。因此,马克思说:“他们的劳动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因此他们之间就要相互交换。”但是,“假如他们作为共同的所有者从事劳动,那就不会发生交换了,而是共同消费了”。[4]因为,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情况下,即使存在着社会分工,但劳动者不通过交换,也能够满足自己的不同需要。可见,没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就没有交换的必要性,也就没有市场和市场经济产生的必要性。在马克思看来,“生产交换价值的个人的生产的私人性质,本身表现为历史的产物”[5]。同样可以说,社会分工、市场和市场经济也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们与“人的本性”均没有本质的联系。
3.人的本性究竟是什么?
张维迎断言,亚当·斯密的“同情心”就建立在“自我中心”的基础上。不仅如此,“孔子如果不是假定人是自我中心的,就不会有儒家的道德伦理系统”,因此,“儒家的一整套伦理体系也是建立在自我中心的基础上”。在这一点上,宗教的基本假设“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没什么不同”,“所有的宗教都假定人是自我中心的”。最后,极而言之,“关于人性的假设,无论科学的宗教的,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都一样”,即都把“以自我为中心”确认为不变的人性。[6]
姑且不论思想史上其他人持什么样的“人性观”,也不说人性问题是一个极为古远又极为复杂的哲学问题,在此,指出下列这一点已经足够:马克思就没有像张维迎所说的那样,把以自我为中心确立为人的本性;恰恰相反,断然否认所谓不变的人性的存在和作用,是马克思始终不变的立场。他有句名言学界共知:“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这句话至少包含了以下三层意思:第一,人的本质不是由单个个体决定的,而是由人所处其中的社会关系决定的。“一窝蜜蜂实质上只是一只蜜蜂。”[8]单个动物可以作为“标本”,代表和体现他所在的类的本质特征。人则不然。不同时代的人具有不同的本质特征,租地农民不同于生产奴隶,雇佣工人又不同于租地农民。而且,同一时代的人也具有不同的本质特征,租地农民不同于封建地主,雇佣工人也不同于资本家。人之为“人”,从来也没有标本,将来也不会有标本。第二,人的本质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获得的。人处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中,就会具有什么样的本性,而社会关系则是靠了人类的生产和交往,才得以建构起来并延续下去的。黑人天生就是黑人,但不能说黑人天生就是奴隶。有人说:“黑奴就是黑种人。”马克思批评道:“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9]是奴隶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把黑人变成了奴隶,进而把黑人的后代也变成了奴隶。在消灭了奴隶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情况下,黑人依然是黑人,但他们却不再是连“人格”都没有的奴隶。第三,人的本质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教可变的。社会关系决定人的本性,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性;社会关系改变了,人的本性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由此决定了人和人的世界有别于动物和动物世界的创造性和能动性,以及指向未来的无限开放性和超越性。人永远是“未完成”的,其本性在历史的长河中得以不断开掘、不断丰富、不断发展。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10]“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11]
从思维方式上看,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与其说揭示了人的本性“是什么”,毋宁说是在说明“如何”或“怎么样”去认识和把握人的本性。这就是:要认识某人或某些人的本性,就需要深入到他或他们所处其中的社会关系中去,具体、深入而全面地研究和把握这些社会关系。
人们对亲人和身边人的同情心之所以比其他人要大,并非由于人天生具有的自我中心本性,而是因为与亲人和身边人的交往比其他人更为频繁、联系更为紧密,彼此的照应和影响也更多、更广泛。即使对物理距离很远的人,在日常接触和交往中所培养起来的同情心,也要大于与自己不相往来或往来较少的亲人和身边的人。豢养宠物的人对自己的猫或狗的同情心,就大于与他们没有交往或交往较少的人,这是由他与宠物的密切交往和联系造成的,既与人的自我中心本性无关,也与生理距离的远近无关。即如人们所说的“母爱”,也并非体现了女性的自然天性,而是社会关系和这种关系的历史演化和积淀的结果。在不同的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下,女性对母爱的理解迥然有别;即使在相同的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下,其理解也不尽相同。正是这些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而决不是人的自我中心本性,决定着母爱的不同内涵、方式和意义。什么是爱孩子?为什么爱孩子?如何爱孩子?这些都是极为复杂的婚姻家庭问题、道德伦理问题、社会历史问题,甚至是哲学人类学问题,用人的自我中心本性是无法解释也解释不了的。从人的本性与市场和市场经济的关系来看,市场和市场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是市场和市场经济决定了人的某种特殊本性,而不是人的一般本性决定了市场和市场经济。
4.如何看待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
张维迎讲:“我不一定说人是自私的,但是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12]他企图把自己的人性观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划清界限。但实际上,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它们都是一种抽象人性论,其鼻祖都是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对斯密的观点,马克思有过这样的评价:“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的依赖为前提。每个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同样,他的产品转化为他本人的生活资料,也要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这种互相依赖,表现在不断交换的必要性上和作为全面中介的交换价值上。”对此,经济学家是这样来表述的:“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且仅仅是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样,也就不知不觉地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务,为普遍利益服务。”这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当每个人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时候,也就达到私人利益的总体即普遍利益”。因为,“从这种抽象的说法反而可以得出结论:每个人都互相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因此,问题的“关键倒是在于: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设定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13]这就是说,第一,不能离开“社会”抽象地谈论私人利益,因为,私人利益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它靠什么实现、又是如何实现的等等,这些都离不开社会所具备的条件和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斯密和古典经济学的失足之处,就在于完全无视社会对于私人利益的这种决定作用。第二,若不顾“社会”的条件和手段去抽象地谈论人的利益问题,相反的结论也是成立的,即个人之间并非相互融洽和肯定,而是相互妨碍和否定。一种私人利益与另一种私人利益可能完全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要保证某种私人利益的实现,就不能同时保证其他私人利益的实现。第三,从现实情况看,在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私人利益之间处于一种彼此完全“隔离”和“冲突”的状态中,以至于“每个民族的私人利益把每个民族有多少成年人就分成多少个民族,并且同一民族的输出者和输入者之间的利益在这里是互相对立的”。[14]可以说,亚当·斯密的“经济人”不过是对特定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人的一种经济学写照,它充其量只是“一种”人,而不是“人”本身,或者说它不等于“人”。
5.市场和市场经济是永恒的吗?
张维迎用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的“内在本性”与寻求合作和协助的“外在需要”之间的矛盾,来说明市场和市场经济的缘起。照此逻辑,只要有“人”,就会有市场和市场经济,市场和市场经济与人的存在共始终。实现“人”的合作和协助,并不存在市场和市场经济之外的其他方式;市场和市场经济是从来就有的,而不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市场和市场经济也会永远地存在下去,而不会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消亡。张维迎的观点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这一点无需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