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启蒙已经走向了野蛮、统治他者客体、技术治国、数字和力量神话以及蒙骗大众等日趋盛行的不归路，世俗和经验的存在日益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那么,“反对超感性价值，否定它们的存在，取消它们的一切有效性”的虚无主义问题就会随之而来。由于在汉文化尤其是中国儒家思想中，超验性与经验性、人性与神性、“常”与“圣”、感性与超感性等被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没有像基督教文化中那样有巨大鸿沟；而且在从孔夫子到王阳明再到当代的发展进程中，这种联系似乎是愈来愈密切，远比从路德以至青年黑格尔派力图从现实的此在中，从世俗的当下之在中找到神圣的种子，从而在世俗此在中成就神圣的做法更为密切。借助“五四运动”以来反传统主义激进思潮的推动，使得这种否定超验价值的虚无主义就更加复杂了。

20世纪末，中国大陆开始实施改革开放。对改革的方向、目标和策略等关涉改革的重大问题，不搞争论，尤其是不搞理论性争论。这就促使思想退出了实践，也致使思想中隐含着的、约束当下经验现实的超验原则与理想弱化，甚至放弃对实践的约束。只搞纯粹的经济，不搞政治变革和理论论争。值得注意的是，不争论意味着不搞理论性的争论，其中包括拒斥不考虑实际情况的胡乱批评。很容易看出，这恰恰与阿多诺、霍克海默的精细反思倾向几乎完全相反。不过，我们感兴趣的还不是目前盛行的不搞理论争论、只讲求操作的做法，与《启蒙辩证法》施行的只讲求批判而不管是否握有操作方案的理论反思做法恰好相反；而这两种恰好相反的做法却在共同驱动着中国虚无主义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阿多诺曾指出，第一，贬低知识，匆忙要求实践，这种做法在封闭理论的同时，从目的论上来讲，它从自身方面也给自己规定了，它已经在自身中与错误的、也就是与压制别人的、盲目的甚至暴力的实践发生了关系。所以，出现鲁莽草率的行动“这种情况很可能与某种憎恨思想的情绪有关于这种贬低理论的态度有关，而这种态度发展到最后只能是贬低知识”。祛除理论思考的事务主义态度很容易变成非理性主义，变成“一种压制的和压迫的实践”。①第二，批判理论只是批判，没有发现因而也不能提供行动指南，哪怕是具体的实践策略也无法提供。但这不能因此就否定批判当下现实的意义。按照阿多诺的解释，“实践优先”的康德式观念决不意味着任何类别和层面的“实践”都具有优先的资格。具有优先资格的“实践”只能是“正确的实践”,而这“正确的实践”必须首先进行理性的或理论的分析。可以说，只是从最终目的的意义上说，“实践”才是优先的；而从操作的意义上，“理论”探讨才是优先的。看得出来，他对康德的这种见解很是欣赏。而这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奉行的策略是显然不同的。此时的中国也主张“实践优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优先的这种“实践”却绝对不是需要先进行理论探讨的“实践”,而就是经验状态的、试错性的“实践”。理论，特别是经济学理论，在中国往往只是在解释既成事实，而不是指导现实。一切都在探索和调节之中。按照西方思想的既有逻辑，这种状况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

当然，探讨这种复杂现象的社会经济理论不是我们的兴趣所在。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关于“实践”的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如何协调一致地促生和深化着中国的虚无主义。

在讲求操作和手段的这种操作主义之中，虚无主义势必成为其中一个严重的问题。《启蒙辩证法》中遭到批判的诸多启蒙理想，诸如与同一性直接相关的平等、民主和世俗的大众文化，仍然是改革开放的中国所追求的。可是，在西方拒斥形而上学的后现代思想的夹击之下，启蒙的理想已经在学理上被攻击得百疮千孔，面临着需要拯救的窘境。在它迫切需要拯救的境况下，在它日益遭受来自西方学术界的攻击时，中国社会中盛行的这种不争论，以及排斥理论和思想的策略至上主义，使得那些无助于直接的经济发展，无助于策略和效率的文化理念，更加缺乏立足之地。这就必然加重了虚无主义问题的严重性。

操作主义思维推崇“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实践”。把伽达默尔的这句话用在这里很合适：“人们在用实践一词时有着一种反教条的意味，怀疑自己对某些还没有任何经验的东西仅有理论和生搬硬套的知识。”①为了摆脱某些旧“理论”的束缚，应对新环境，求解新问题，处理新任务，人们便打起了这种“实践”的旗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获得的广泛认同，使这种“实践”成了防范旧“理论”干扰的有效武器。表现在文化上，就产生了一种“实践”日益被逼进一个狭小的经验地带的危险。“实践”“现实”日益与“经验”贯通起来：从实践出发、尊重现实，就意味着拒斥理论，并认可经验、遵从经验。由于约束经验的既有框架、范畴、方法似乎比以前变得更为“抽象”“玄妙”了，致使作为经验的(简单)归纳的理论，产生了常常达不到应有高度的危险。从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经过“凡是实践着的就是合理的”,最后过渡到了“凡是合乎经验的就是合理的”。把理论与实践划清界限，严格区分开来，让理论不要再对实践横加干涉，赢得了众多学者和官员的支持。于是，理论在与现实做妥协的过程中便产生渐渐被埋没的危险。“实践”就这样不断滑向“经验”“感觉”,甚至责任意识淡薄的“试错”,或者对自己有利的“试错”,成为“跟着感觉走”和“摸着石头过河”的莽撞探索。而这势必导致一种经验与实践的密切联盟，或者理性与实践的脱节——在这种脱节中，弱化责任意识、弱化价值规范、视一切为虚无、只有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才是唯一价值的虚无主义，并导致这种“实践”无法杜绝。

在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从批评启蒙理性的“启蒙辩证法”发展到了推崇肉身的“欲望辩证法”。

旧的神话退场，新的神话登台。在新神话中，“身体”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以肉身取代灵魂，身体替代精神，日益被看作祛魅、革除形而上学的后现代转向的基本内容。在这种深受上述《启蒙辩证法》解读影响的“后启蒙”思想中，虚无主义被进一步拓展，这使得“启蒙辩证法”变成了“欲望辩证法”。

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批判了“身体”的“尸体化”“机器化”和“实体化”,认为“身体在被作为卑贱的东西而遭到叱责和拒斥的同时，又作为禁止的、对象化的和异化的东西而受到了追求”①。张光芒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随着‘哲学的肉身化’运动的推演，‘身体’以及与之相关的欲望、快感、非理性、潜意识、无意识等概念日益成为西方理论家关注的焦点，而这一系列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创作与批评界的盛行，正是受到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启蒙辩证法’在内的各种西方理论的影响，成为建构‘后启蒙’思想文化潮流的话语群落。”②

所谓“后启蒙”思想，就是要颠覆启蒙推崇的现代价值，解构启蒙的神话。这种在文学、文化、哲学领域较为流行的倾向，恰恰是社会中奉行的、民众的生活方式的反映。世俗化的快速进展，增强了人们对所谓“后现代”转向的信任，强化着人们对《启蒙辩证法》的后现代式解读。“肉”对“灵”的辩证关系的确立被理解为前者对后者单向度的胜利。而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身体”甚至“不再是进攻启蒙的武器”——因为在“肉”与“灵”的关系维度上，虚无主义的快速蔓延使得这个意义上的启蒙已经无需进攻了，因而，它也就变成了“欲望的载体”。当施加在多种欲望之上的枷锁被虚无主义虚化消解之后，“欲望的神话”和“身体的神话”也就堂而皇之地登台了。就像张光芒说的：

世纪之交对启蒙辩证法囫囵吞枣式的机械认同在推进时代文化诉求的表象下面，深隐着日益走向其反面逻辑方向的“真正问题”,“后启蒙”这一概念所蕴含的对传统启蒙进行纠偏的积极意义层面被忽略了。一些后学者在“启蒙终结了”的意义上认同“后启蒙”,“后启蒙”的含义发生了歧变，由对传统启蒙的纠正变成了对它的弃绝，由“启蒙的新觉醒”摇身成为欲望时代的文化描述。于是我们看到，当欲望本体主义洋洋自得地与启蒙主义的“宏大叙事”告别，当它自以为彻底解构了“启蒙的神话”之后，当它自以为彻底解构了“启蒙的神话”之后，它自身也不知不觉地异化为另一种“宏大叙事”,并最终堕落为一种宏大的“欲望的神话”,人们在对理性与乌托邦进行了充分的“祛魅”后，又将欲望鬼魅化，结果形成了欲望时代的缪斯和缪斯的“欲望辩证法”。世纪之交文化/文学思潮的嬗变脉络就是从“启蒙辩证法”到“欲望辩证法”这一哲学文化逻辑的表征，情欲泛滥、金钱角逐、精神分裂、平面复制等一系列启蒙偏枯症候在世纪之交文本中密集出现。①

造成这一结果的理论动因，就是对启蒙辩证法的偏颇理解，伴随着这种理解，对启蒙的建设性批判转化为对启蒙的弃绝。这意味着，启蒙转化为野蛮与欺骗的启蒙辩证法注释被当成了正面的东西来理解了，也就是说，它被当成了拥抱感性、拒斥理性、迎合身体、燃烧欲望、解放冲动的论说工具，而其中的批判意蕴被忽视和遗忘了。在这样的意义上，启蒙辩证法的发展向着经验、感性、冲动、欲望、情感获得至上地位与权威的方向进行着。启蒙辩证法的结局就是后现代主义的逻辑指向。即使学者还没有露骨地拥抱这一施蒂纳式的极端逻辑，但也更多地把在我看来主要展示启蒙内在悖谬的《启蒙辩证法》一书看成开创后现代思潮的文本。这一理解的大面积传播得到认同，成了开启中国虚无主义的一颗重要理论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