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绝对和同一性的不懈追求，使得“辩证法”走向自否定、自悖谬。有的“辩证法”之所以会走向自否定，沦落为“形而上学”,那就是因为它不顾一切地追求绝对、纯粹、整全，只追求正面和积极的存在，而忘记了离开相对、杂多、部分，所谓的绝对、纯粹、整全就是根本不靠谱的，忘记了负面和消极的存在总是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正面和积极的存在。如果失去这种辩证智慧，只是立足于绝对、纯粹、整全、正面和积极的存在，极力掩饰与它们伴随着的存在，甚至有意取消和否定它们，那被掩饰和力图否定的东西就会浮现出来。这正是辩证法的客观力量所在，是客观辩证法不可避免的展现。尼采提醒一神论由于内在的恐惧而拼命追求建构一个密不透风的、绝对的理性主义体系，以此获得安全。最后尼采使得这个体系疯狂地面对异在他者实施掌控、宰制的策略，力图建构一气呵成的封闭系统。不过最后，不但建构不起来安全的系统，反而可能造就更大的不安全和更大的风险。按照尼采的看法，这就是基督教文明和进一步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文明所努力追求的主观目标和客观后果。表现在形式上，辩证法就会追求一种越来越严密、固定、封闭的形式体系，把各种可能引发挑战的存在者一概理性规划并纳入其中。这就势必泯灭辩证法的积极性，使辩证法走向本来追求的反面，制造一种自否定和自悖谬。

这里存在着消极的辩证法与积极的辩证法的明显区分。前者是批评意义上的辩证法，系指本是拥有崇高追求的辩证法，由于内在目的的缺陷以及对绝对的追求，却导向反面。还有一种正面的辩证法：理性批判的潜能，自我进步、自我解决面对难题的能力，是这种辩证法中固有的，也是更为主要的辩证法含义。

就前者来说，自否定的辩证法跟排中律、自我保存内在相关。压制他者、成全自己，作为自我保存的根本原则，是一种典型的排中律原则：二者只能选择一个，不是我生就是你生，你我之间是生死存亡的关系。人和物之间就是如此：物化、理性化的系统与人之间越来越对立。于是，课堂上的逻辑促进和认可着工厂与机关里的物化(Versachli-chung):“在课堂中由逻辑衍生的思考批准了在工厂与办公室中人类的物化。于是禁忌侵蚀了禁忌的力量，正如启蒙侵蚀了精神，而精神自身就是启蒙。”①抱着非此即彼的态度理解二者(如人与物化系统，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决定自己的行动，势必导致自我否定。本要排斥他者，反而可能成全他者，或受他者的支配。本是成就自己，反而陷自己于不利之中。禁忌侵蚀了自身，启蒙侵蚀了自身，造就了自否定的结果。这就是典型的启蒙辩证法：自否定的辩证法。人，资产阶级追求自我保存，自然也会自我保存。自然的自我保存或许更有力量，所以，“自然作为真正的自我保存，也被那誓言要放逐自然的历程给松绑了”,自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解脱，“无论是在个体还是在危难和战争的集体命运里”。个体命运中的自然是如此，集体命运里的自然也是。马克思和尼采都如此认定自然构成了人的根本基础，从个体角度看如此，从社会、集体角度看也是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说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理论，揭示的就是除了原本的大自然(第一自然)之外社会历史发展孕育出来的第二自然，一种类似于第一自然的一种新的自然：它同样在自我保存中，在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自发竞争中成长起来，最后招致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进程。②

理论在追求统一性知识，相应地，实践也在追求大全。自我本来是要挣脱掉非人性力量的约束和奴役，现在却在文明化的自我重新被非人化中返回了原点：“完全被文明保卫的自我，被瓦解为非人性的元素，而那却是文明起初努力要挣脱的。以前人们总会害怕失去自己的名字，如今这个最古老的恐惧也成真了。”①纯自然的东西本是可怕的、野蛮的，应被超越和告别，它们是令人生畏的远古回忆，现在却以新的形式又回来了。启蒙导致非理性，招致灭亡。资产阶级快乐主义的节制，发展成文化工业中漫无节制的快乐主义!这里的话说了一半，另一半没有在文字中说出来。但意思很明显的。资产阶级回归自然的理想，不再是回到混沌的(无形式的)原本的自然，而是现代中庸、平庸德行的那种“自然”,也可以说是马克思说的“第二自然”或尼采所痛恨的冒充“自然”,实际上完全是资产阶级平庸的“非自然”。从荷马到现代资产阶级，“宰制世界的精神以轻舟穿过，自始它就不相信其他不够邪恶的指路星”,也就是都相信着实际上很邪恶的指路星。西方文明的各个阶段都在迫害神话，祛除神话，消除恐惧、迷信，但都成就了自己的反面。“而对于内在或外在自然的宰制，成为绝对的生命目的。自我保存最终被自动化了，而那些继承了理性而又害怕被剥夺继承的生产控制者，则是解雇了理性。启蒙的本质在于它有许多选项，而选择本身却是不可避免的，即宰制的必然性。”②其实这里还应该补上一句：还有最后被宰制的必然性。因为后面跟着这么一句：“人类同时必须选择臣服于自然或是让自然臣服于自我。”资产阶级计算理性要照亮神话，驱除黑暗，但这阳光并不温暖，而是冰冷无比的。在它的照耀下，“新的野蛮种子正在成长。在宰制的强制下，人们的劳动脱离了神话，而在同样的宰制下，却一再落到神话的魔咒里”①。本来是要照亮世界的资产阶级启蒙，却最终导致了新的黑暗，本来是驱除恐惧的理性，却最终招致了令人恐惧的非理性结局。

有待求解或者尚未呈现求解之法的自否定，在《启蒙辩证法》中比比皆是：追求恐惧的解除最终却导致了更大的恐惧；追求知识和真理却最终导致了资产阶级的欺骗与意识形态；追求命令和统治自然却最后导致对自然更大的依赖；追求从神话到理性的蜕变却导致了启蒙理性蜕变为新的神话。当初许诺的美好目标，都因为迫切需要反思、清除但仍未反思和清除的内在缺陷而蜕变为自己的反面。这就是典型的辩证转换，是典型的辩证自否定。这是《启蒙辩证法》向我们呈现的第二种“辩证法”。虽然比可能走向追求绝对、纯粹的“形而上学”的“辩证法”更推进了一步，但仍然是初步显露的“辩证法”,尚不是最后确立的辩证法。由于《启蒙辩证法》立志于批评反省这种自否定的“辩证法”,而这种批评反省恰恰是一种积极的辩证法，积极的辩证力量之所在。所以，这种积极的辩证法与自否定的“辩证法”相对立，也存在着自我揭露、自我批判，仍在积极追求自由和解放，也就是仍然可以通过启蒙内部潜力的挖掘把已招致负面倾向、已走向危险境地的“辩证法”,重新扭转为原来的积极方向的更进一步的“辩证法”,持有仍然相信虽然一开始就有缺陷甚至根本缺陷的辩证法的乐观主义信念。这种信念意味着，辩证法有能力从自我否定的漩涡中解脱出来，能够从危险之路上折返回来，走上富有希望的自由和解放之路。

这样的自否定如何能借助某种方法和机制而自我蜕变，是自否定的辩证法走向进步和积极的关键。

在尚未获得这种方法和机制之前，资产阶级的工具理性明显体现为对辩证法的能动力量的窒息。资产阶级的精神已经变成了宰制的工具，这个工具系统越是复杂精密，身体所能接触的体验就越是贫乏：现实越来越被系统化、固化，一切不合乎资产阶级理性要求的东西都被封杀和遮蔽，一切有危险的希望都被技术和管理系统封存起来了。现实成了工具理性的一统天下!“思维自限于组织和管理，无论是狡猾的奥德修斯或是幼稚的总经理，其结果是强者在支配弱者时显现的困窘。其实精神已经变成宰制以及自我宰制的工具，而资产阶级的哲学对此总是判断失误。顺服的无产阶级自神话以降的耳聋，和使役者的呆滞不动差不了多少。社会的过度成熟是基于被支配者的不成熟。社会、经济和科学器具越是复杂精密(生产体系早就要身体配合器具的条件),身体所能接触的体验就越贫乏。”①感性经验被收编、被排斥、被纳入体系，使得“现实”封杀新的经验和新的追求。一切都按照固有的逻辑和模式运转，以至于“使它渐渐类似于两栖动物的世界，现在，群众的退化在于无法以自己的耳朵去倾听那未被倾听者，无法以自己的手触摸那未被把握者，那是新的蒙昧形式，而取代了被打败的神话。经由全体性的、涵盖所有关系和活动的社会，人类被迫回到那与社会的发展以及自我的原理队里的方向：变成单纯的种属生物，在强制的集体性里，因为隔离而彼此相等”①。接下来这一段强调“就算是逻辑的必然性也不是盖棺定论的”,“宰制物化为法律和组织，因而必须自我设限。工具获得了自主性：精神的中介代理者独立于统治者的意志，而缓解了经济上的不义的直接性”②。系统已形成独立的运转逻辑，这个逻辑也不完全等同于统治者的主观意志。要控制一切的控制者，也“反而被一切控制”。工具思维成了真实主体。思维成了单纯被动的意识形态。

所以，不但起始于苏格拉底理性主义的辩证法有着一个恐惧、焦虑的情感基础，并由此使得这种辩证法难免陷入对绝对、纯粹本质的追求之中，陷入自否定，而且，继承这个历史基础的现代资产阶级，所追求的所谓高大上的“自由”也只不过是自我保存。它在降低辩证法的目标追求，矮化现代性的境界。“资产阶级的启蒙……总是难免要把自由和自我保存的活动混为一谈。”③理性、概念为了自我保存不断制造谎言，谋求利益，远离真理。把思想变成报纸标题，把艺术变为文化工业，使谎言与真理混同。

正如理查德·J.伯恩斯坦所言，尼采的批判存在两个阶段的策略：

第一阶段，质疑哲学对基础和理性论证的寻求。第二阶段，挑战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不是只存在严肃的、具有理性基础的论证和相对主义的意见，而是存在多种风格和视角的论证，只要能促进增强生命、健康和高贵就是好的。传统思考方式要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坦率认识到不存在比想象性和诗性再描述更根本的东西。或者用尼采自己的话说：我们需要发明并尝试多重风格与视角，以便显示哪些虚构具有创造性并能增强生命，而哪些具有毁灭性并且是危险的自我欺骗”①。正是在尼采予以保留的这种二元对立框架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的多种相互竞争的解释论证方案中，存在着霍克海默、阿多诺肯定的那种辩证法：在无法根绝的二元对立框架中，在更多的多元对立中谋求转换和可能；而且，这种二(多)元结构孕育着反讽和矛盾，也可能孕育着生机和力量。辩证法不是在二元对立中肯定其一否定其二，而是在二元结构框架以及更大更复杂的多元框架中寻求反讽、矛盾与和解。

在《资本论》中，资产阶级在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过程中锻造自己的掘墓人，孕育、培养出否定自己的阶级(无产阶级)的自否定过程，也是典型的自否定、自悖谬。但这种自否定、自悖谬是被拯救和克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