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德修斯式的启蒙主体既然听从命运、敬畏神明，那势必与自然也不会尖锐冲突，即使没有与自然建立起一种和解关系。循着尼采和马克思从康德式主体回归自然的传统，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明白，基于纯粹理性、以迥然异于自然的自由为本质的实践主体，是个形而上学的虚幻想象。具有七情六欲，无法摆脱各种情绪、意志、欲望、本能影响的现实主体，基于自然本能的影响，所能达到的能力和品格是被明显限制的。情绪、意志、欲望、本能是声称以理性为本质的启蒙主体根本无法回避和消解的现实力量，甚至是消解主体性的关键性力量。即使超越个体角度从群体演化、累积的大历史过程角度来看，现实的人作为主体也必须接受自然所施予的基本限制。奥德修斯式的启蒙主体还没有走到笛卡尔那种可以基于与身体分离的灵魂得以确立的我思主体的程度，或者康德那种以纯粹(实践)理性为驱动力建立的自由主体的程度。即使奥德修斯式的主体与命运的内在关联被近代启蒙运动改造为主体与必然性的内在关系，而且这种必然性已经处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把握和掌控之中，不再与人处处作对；即使必须遵从的神明已在现代启蒙运动的进一步推动中被杀死(上帝之死),还是有一个大自然横在主体的面前。

按照马克思、尼采的观点，自我首先是一种自然，必须根据自然来理解人及人的理想。①但近代主体性哲学却把自我主体视为绝对内在性的东西，其内在性完全排斥自然。自然处于它之外。它与外部存在——首先是自然——切断一切关系方能呈现自身。但由于对异在他者的恐惧，自然成了精神化自我千方百计去统治的对象。正如康德所说，以自由为至高目标的自我跟自然是决然不同、直接对立的。为了控制自然才能确立起来的、恐惧着的自我，按照自马克思、尼采到《启蒙辩证法》的思路，本来是要“把自身彻底地从自然中解放出来”,但由于“人们在思想中远离自然，目的是要以想象的方式把自然呈现在自己面前，以便按照他们设定的支配方式来控制自然”②,这使得自我仍然摆脱不了自然，却直接“成为一种不可救药和自我异化的自然”。也就是说，启蒙出于解除恐惧的需要以理性方式调控自然，不仅把自身弄成一种异化的自然，根本没有摆脱自然，更把外在自然弄成了“一种闭目塞听、残缺不全的存在。自然的衰败就在于征服自然，没有这种征服，精神就不会存在”①。虽然霍克海默、阿多诺是要把近代主体性哲学的逻辑推到奥德修斯身上，但他们很清楚，只有到了近代，“自我的确立割断了人们与自我牺牲所确立起来的自然之间起伏不定的联系”②,但在荷马时代，还不可能有这样的自我。那时的自我反而总是处于神明、自然的有机联系之中，接受命运的摆布。于是，仅靠对立于自然其实还不足以确立主体，还得靠神话：“面对自然力，自我的身体永远都显得软弱无力，而只有通过神话，自我才能在自我意识中树立起来。”③在这个意义上，自我主体的诞生是一种神话的诞生，不全靠自然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主体必须摆脱自然，并把摆脱了自然的自我神化才行。这也就意味着，启蒙与神话一开始就密切交织在一起。没有神化、神话，就不可能有启蒙主体的诞生。

如果自我仍然作为一种有机体与自然处于有机联系之中，那它是不会陷入主客体对立，不会面临归于有机自然或化为有机自然的担忧而受物化的煎熬的。正像阿多诺所说：“尽管自我作为有机体，依旧被囚禁在自然条件之中，但它却试图在反抗有机存在的过程中确证自身。”④这也意味着，受物化煎熬的“主体自我”是一种非有机体的自我，是一种机械、因果性的自我，也就是康德意义上那种作为现象的自我。

这种自我被哲学从与自然的有机联系中独立出来，摆脱掉自身的经验状态，从而不再具有随身体不断变更甚至死亡的特性，成为一种持续同一的自我。因而，为了不至于成为那种更崇高更伟大的存在的一个部分，为了不至于为之献祭，不至于为了某种崇高的目的把自我化掉，归于更崇高的存在之中，自我必须获得一种独立的崇高性。这就是阿多诺所说的废除牺牲，废除献祭。由此获得的自我持存性和自我同一性，会使主体获得自足自立的品格与能力，获得足以与自然对立的品格与能力，获得与崇高存在等同或至少相似的品格与能力。阿多诺说：“尽管在废除牺牲的过程中产生了能够始终维持同一性的自我，但自我很快就会变成一种顽固僵硬的祭祀仪式，在这种仪式中，人们只有通过把自我意识与自然条件对立起来，才能宣布自身的胜利。”①

自然(尤其人身上的自然)被否定，生命本身的目的就会被否定，一种虚妄的、与自然对立的“目的”就会凌驾于被创造出的“主体”之上，成为一种敌视生命的力量，成为一种非目的的手段。“由于人的自然被否定了，因此，不仅控制外部自然的目的(telos),而且人类自身生命的目的，也都遭到了歪曲，变得模糊不清。一旦人们不再意识到其本身就是自然，那么,他维持自身生命的所有目的，包括社会的进步、一切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增强，一句话，就是其自我意识本身都变得毫无意义了，手段变成了目的，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这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明目张胆的张狂，然而在主体性的史前史中，人们早就已经感觉到这样的情况了。”①

奥德修斯对自然的主宰还不是近代式的，而是一种先适应而后再统治自然的模式。与现代人意识到的一样，对抗自然时，奥德修斯清楚地意识到自身的无能为力。“奥德修斯式的狡诈模式就是借助这种适应方式而形成的对自然的主宰。”所以，“奥德修斯从未占有一切；他总是要等待和忍耐，总是要不断地放弃。他从来没有尝到过莲子的滋味，……奥德修斯式的狡诈实际上就是一种被救赎了的工具精神，他让自己臣服于自然，把自然转换成为自然的东西，并在把自己奉献给自然的过程中出卖了自然”②.

霍克海默、阿多诺仍试图用回归自然的路子来注释启蒙主体性，并在奥德修斯身上发现更加真实的主体。众所周知，马克思的思想中的确有一种让主体性回归自然与改造自然从而提升生产力之间的张力结构。霍克海默、阿多诺过于重视改造自然、统治自然方面，倾向于认为“如果按照马克思的思路，全部世界将被转换成‘大工作车间’”③。在与马克思保持一定距离的姿态中，他们描绘奥德修斯式启蒙主体与自然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从近代主体的角度批评其不彻底性，也可以从反思近代主体的角度肯定其原初性。从肯定的角度看，奥德修斯还没有完全摆脱自然，还很自然、很可爱、很真实。他知道自己不能彻底摆脱塞壬的**，所以只能把自己捆绑在桅杆上，使自己奋力挣扎的窘态暴露出来，也不会盲信自己能够完全不理会塞壬。而最后摆脱自然，则需经历漫长、痛苦的过程。这个过程，被福柯描述为自我的炼狱过程，是自我经历艰难险阻历练自身的过程，是无法根除的自然力被约束、被限制、被提升(而不是被消除)的过程，是恐惧、焦虑、悲愁常常伴随着的过程。最后，当他完成返乡的艰难行程，他才算战胜了自然：“他有意识地让自己从他可能成为的自然中脱离出来，如果他留心听到了自然的声音，他就会继续顺服于自然。奥德修斯仍旧与他的奴役状态保持着契约关系，即使他已经被捆绑在桅杆上，还依然奋力挣扎着，企图再次投入毁灭者的怀抱。然而，他还是在这种契约关系中发现了一个缺口，这可以使他在满足契约关系的同时，把它摆脱掉。”①这就是奥德修斯的主体性，是这种主体性力所能及的范围和界限。这种范围与界限意味着它的有限性，即与近代主体性相比的那种有限性。

奥德修斯式的主体还不是靠内在性的独立支撑起来的，而是靠各种力量的交叉而共存的。自然不管是作为内在还是外在的力量，神明或命运，都在这种主体性中有着自己的位置和空间。各种因素时常存在冲突与矛盾。“针对冒险活动，自我并没有坚定不移地构成一种对立力量，然而，正是由于其顽固不化的特点，他只能采取对立的形式来塑造自身，也就是说，只能在同一性遭到否定的多样性中获得新的同一性。”①在这样一种多元共存中，比如奥德修斯的精神与体力就会分裂，无法总是统一：“狡诈的奥德修斯似乎总是被当成这种精神的载体，作为一位发号施令的人，尽管人们对他的英雄事迹作过相当完整的描述，但就他的体力来说，始终要比他毕生追求的绝对权力弱得多。”②奥德修斯还不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存在，还不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意义上的那种可以与身体分离的灵魂，而只是一种自然人，是时常需要施展欺骗和狡诈，但仍是既要敬畏神灵又无法摆脱自然限制的英雄。

马丁·杰曾把此时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重心界定为“从阶级斗争向人与自然斗争”的转变。③其实，与其说重心转变，还不如说发现两种斗争内在相关，后者必然导致前者。霍克海默、阿多诺发现，对自然的统治必然导致对人的统治，“随着支配自然的力量一步步地增长，制度支配人的权力也在同步增长”④。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必然导致人与人的不和谐。可以设想，人们和谐地联合起来统治自然是存在内在矛盾的，是一种“幻象”,而“在这样一种幻象中，被彻底启蒙了的人类丧失了自我”⑤。从肯定和积极的角度来看，奥德修斯式的主体才是原本的主体，是真实的主体。在这种主体中，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令人有了更多的亲近感。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和解),也是他们所向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