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情感角度反思西方启蒙，是《启蒙辩证法》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也反映在作者对古代启蒙的分析上。如果说现代启蒙拼命隐藏自身的情感秘密，那么,最早的古代启蒙则对自身的情感根基毫不掩饰。即使奥德修斯展示的是悲愁、恐惧这些“不良”的情感，也在所不辞。丰富的情感表达，是奥德修斯式启蒙主体的另一个特点。

如果说奥德修斯“是西方资产阶级最早的一个原型”,那么,这个原型身上的原始品质便明显优于现代资产阶级。在与古典原型与现代后生的对比中，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无疑继承了尼采向往前苏格拉底古典精神的传统。即使《启蒙辩证法》的作者没有那么肯定前苏格拉底文化，即使他们比尼采更具有批判精神，仍然可以发现奥德修斯这种“古典资产阶级”身上的优点所在。

跟奥德修斯相比，现代资产阶级乐观、自信、理性等品质往往被视为促进现代化的优良品质，而奥德修斯悲愁、自私、短视等特征就显得落后和小家子气。我们知道，马克思站在历史进步的意义上曾积极地肯定资产阶级有助于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品质，《启蒙辩证法》也借助荷马史诗的批判性分析重新予以批判审视。这起码包括以下三点。第一，与奥德修斯总想着回家不同，现代资产阶级到处安营扎寨，营造家园，四海为家：“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①第二，与奥德修斯无法摆脱囿于家族小天地的情感羁绊不同，现代资产阶级更具有世界眼光，有着眼于更大利益的冷静算计：“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

中。”②第三，与奥德修斯满怀悲苦不同，现代资产阶级乐观自信，预先消费未来。对于为无产阶级未来事业奠基这一点来说，恩格斯曾给予资产阶级极大的肯定：“凡是我们目力所及的地方，资产阶级到处都做出了巨大的成绩，它昂首阔步，傲慢地向敌人挑战。资产阶级期待着决定性的胜利，而且它的希望不会落空。……我们一点也不反对资产阶级到处实现他们的愿望。不仅如此，当我们看到资产者在几乎处处都是得心应手的时候所表现的那种俨然不可一世、得意忘形的样子，我们不仅要报以冷笑。这些先生真的以为，他们是在替自己干。他们鼠目寸光，以为他们一胜利世界就会最后改变面貌。可是很显然，他们到处都只是为我们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开辟道路，他们充其量只能提心吊胆地享几年福，然后，很快也会被打倒。”①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的历史进步性的肯定，与尼采批判“借知识和理由而免除死亡恐惧(Todesfurcht)"、把理性捧上天、以理性消除悲苦、建立廉价乐观主义的苏格拉底文化，以及肯定能够直面悲苦的悲剧文化形成鲜明对比。霍克海默、阿多诺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批评尼采：把尼采肯定的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斯也归于如此批评的“资产阶级”之列。他们用尼采的悲剧文化论批评马克思：把马克思给予历史肯定的资产阶级理性品质还原到古典境域中予以审视，揭示其糟糕的情感秘密。

《启蒙辩证法》解读的奥德修斯，没有现代资产阶级的全球视野，攻打特洛伊后还要历经千难万险返回家园；也没有现代资产阶级那么乐观，倒是深深为一种恐惧和悲苦所驱动，以至于必须靠神灵的帮助才能得以缓解，才能得以建立一种对成功的确信。通过尼采，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揭露，奥德修斯满怀悲伤、恐惧、痛苦，甚至经常哭鼻子。带有一些不良情感在现代资产阶级眼里想必是没有出息的奥德修斯的返乡之途。谋略、坚强意志与悲哀、苦楚联系在一起。《奥德赛》第十三卷中说，奥德修斯作为一个凡人，“和神明一样多谋善断，心灵已忍受许多痛苦，历经各种折磨悲哀”。悲苦无法消除，在安眠时才“忘却了所有受过的苦难”①。打发这些痛苦、悲哀，抑制住它们，才能达到返乡的最终目的。也许在这个意义上，谋略就是忘却、抑制、赶走、平衡悲哀与痛苦的最好途径和办法。另外，奥德修斯也惧怕，“对长生不老的神祇的惧怕”;面对汹涌海浪也会“吓得双膝酥软，尽散心力”;经常“带着极大的愤烦”“彻骨的恐惧”等。②“神样的”奥德修斯甚至爱哭，虽然在荷马时代哭泣不是丢人的事，爱哭与坚韧似乎不冲突，荷马在描写了哭之后很快就出现“神样的奥德修斯”“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之说；爱哭不妨碍他仍然是一个“卓著和历经磨难的”英雄，但哭泣肯定显示的是无助、悲楚、不自信等这些与现代英雄不很协调的元素。试想，跪在一个女人面前，双手抱住她的膝盖，请求“助我回返家园”③的人，一个如下所描述的哭泣着要返乡的人，能轻易就跟一个“神一样”的大英雄联系起来吗?

他坐临海滩，眼里的泪水从来未有干过，生活的甜美于他已经远去，哭着，只盼回抵家门，不再愉悦仙女的情真。夜晚，他卧躺仙女身边，一个不愿，另一个愿意，在空旷的洞里应付，白天，他便蹲坐岩石，在那滩涂，浇泼碎心的眼泪，悲嚎，伤愁，睁着泪眼凝视荒漠的洋流。①

但这悲苦不像在尼采那里意味着勇敢、创造，而是使他变得恐惧、愤怒，而在恐惧、愤怒之下就很容易大肆杀戮。“我攻破城池，把居民屠杀，掳掠他们的妻子，抢来众多财产，大家伙分光，均等、公平，对谁也不欺证。”②对外杀戮，对内公平，这倒很像现代资产阶级!回到家，面对众多向他妻子求婚的人，他射杀之。当欧鲁马科斯想用支付黄金青铜(即现代资产阶级处理纷争的基本原则)舒缓奥德修斯的怒气，他也这样回答：

即使拿出你父亲的全部财产，欧鲁马科斯，给我你拥有的一切，加之能从别地弄到的东西，即便如此，我也不会罢手，停止杀击，直到仇报过求婚人的侵害，全部劣迹!③

即使杀得“地上血水流淌，溢横”,奥德修斯仍不罢休。当卜者流得斯向他乞求，他仍然抓起劈剑砍断脖子使其“头颅滚落尘泥”。甚至于，他杀完求婚人再杀死那些跟求婚人同宿的女仆。如果不是雅典娜的阻止，杀戮不会终止，和解不会到来。这一点显然完全不同于现代资产阶级!

看来，就像伯纳德特所说：“奥德修斯算计得越深，他就会变得越恐怖。……不过如此多的证据积累起来，已经足以形成一个冷血的奥德修斯形象，结果人们也许就无法把自言自语的奥德修斯，和那个主要关心自己是否能够免于流放的奥德修斯，联系起来了。”①这样一来，从另一种解释的角度来看，“要把愤怒说成理智，仅是一步之遥”②。构成主体性之关键的理智，从另一角度看也不过是愤怒而已。也就是说，理智不过是一种不算优良的情感，其中掺杂着愤怒、焦虑、担忧等。为了回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杀戮。在尼采那里根本不同于原始基督徒的奥德修斯，经过《启蒙辩证法》的现代解释，成了出于恐惧、愤怒而大肆杀戮的蛮勇之士，没了高贵的品质与气度，甚至比尼采批评的原始基督徒更为暴虐。《启蒙辩证法》为了增强批判效果，超越了尼采和马克思，不惜把荷马笔下的大英雄矮化。

而且，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通过揭示悲苦、不良的情感，昭示现代资产阶级的秘密，弱化、抵消现代资产阶级的正面形象和进步性，用尼采的教诲抵消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肯定；同时也用马克思的教诲，把尼采所肯定的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解读成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从而整合马克思与尼采的现代性批判。

看来，奥德修斯的时代富有情感。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情感，都一概表现出来，丝毫没有隐瞒。他把恐惧、悲伤、愁苦、痛苦与兴奋都直接表现出来。这一点不像后来的资产阶级，他们拼命隐匿情感，特别是不良的情感。以至于让人们看不出文明的背后隐含着焦虑、恐惧、愤怒等不良情绪。《奥德赛》中经常出现心里“强烈的恐惧填塞”“心中满是忧愁”①的句子。在这个意义上，希腊神话中的启蒙才更具本色。针对现代启蒙有意地隐匿和遮蔽，古代启蒙具有还原真相的启蒙意义。希腊神话中这种本真状态的启蒙，并不只有显示不良本相的意义，也有积极的意蕴。比如对死亡的恐惧就给予英雄的存在以积极的意义，对死亡的恐惧使得英雄们寻求美德，把自己修炼得更好：“正是必死的压力强行驱使凡人去拥有美德；而免于这种压力的诸神，拥有完美的永恒，却比凡人少了‘美德’……死亡萦绕在他生时的思绪里，给他的存在带来了局限，也赋予了意义。”②

对死非常敏感的希腊英雄，会对生命本身抱有积极的看法。珍惜生命、赋予生命更高的价值，成为他们的重要之事。苦难和死亡带来了对荣耀、声名、价值的歌吟。现代资产阶级不会这样为了荣耀大肆杀戮，而是在用价格标注的利益赔付中谈判和解，但这样的方案是不符合希腊神话时代英雄们的处事方式和价值观的。他们一概不会以生命换取荣誉，不会把用生命换来的荣誉视为必定高于生命本身(奥德修斯曾赞美阿喀琉斯“活着时有若神明，死后亦强大超群”,但阿喀琉斯回绝了这个赞美，“什么也不能慰藉死亡；他宁可身处人世间最低微的角色，给一个穷困的人做奴仆，也不愿在死人中称王”①。阿伽门农的看法也是如此),更不用说苟且，就是轻浮、帕里斯式的享乐、廉价的幸福等类似于资产阶级文化工业的东西，在荷马史诗中也是不受待见的。

《启蒙辩证法》对追求廉价享乐的资产阶级大众文化的批评，可以在《伊利亚特》对胜利者阿开亚人的品质(良好的军纪、对统帅的服从、专注、对死亡的不惧怕)的赞美中，以及尼采对艺术文化的拒斥中找到前提。“特洛伊人战败，因为他们正是这样的人——漂亮、莽撞、轻率、缺乏纪律。而特洛伊人的典型代表即是帕里斯。”他显摆自己的装束，当他从战争中归来，像刚跳过舞，或正要去参加舞会一样。这样的“帕里斯令特洛伊注定灭亡，因为他选择了阿弗洛狄忒和享乐的生活”②,他总是“避开那可怕的、战斗和死亡的世界，逗留在亲爱的女性之间”,他不像作为榜样的赫克托耳，而是追求漂亮、轻浮和享乐，“正是这个漂亮却轻浮的帕里斯，在对三位女神的裁判中选择了享乐，由此招致赫拉与雅典娜的怒火，为特洛伊带来灭顶之灾”③。霍克海默、阿多诺想必是在荷马史诗对帕里斯的描述中发现了资产阶级大众文化的“起源”:漂亮、轻浮、声色享乐和得过且过。这些东西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死亡。而对死亡，奥德修斯满怀恐惧：“对丧失自我的恐惧，对把自我与其他生命之间的界限连同自我一并取消的恐惧，对死亡和毁灭的恐惧，每时每刻都与一种威胁文明的幸福许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①只有不为廉价幸福感浪费气力、心系返乡大业的奥德修斯，才不会为幸福假象所迷惑，虽然心知路的前方“总是临照着烂漫之光，但那仅仅是一种假象，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美景。奥德修斯对此心领神会，他既不屑于死亡，也不屑于幸福”②。为了生存，他甚至建议打破(将帅)死亡后需要禁食的固定习俗，坚持打仗之前最好还是吃顿饭，显示出资产阶级基于生命和效率的合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