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宗教、神话、巫术、启蒙诸种方式中，启蒙显然成了应对焦虑与恐惧的主要路径，并在现代性背景下得到空前发展。这种方式主要是通过强化自我主体来应对引发焦虑与恐惧的庞大客体世界，而且不再像巫术那样装神弄鬼地赋予少数的巫师以特殊的巫力，并以此确立对抗世界的资格，并敞开地向一切理性的人开放，即确信一切人都可以通过自身具有的理性潜力成就自己的主体性品格，并战胜客体。以“强化的主体”对抗使人焦虑与恐惧的强大的客体，主要采取了两种形式或策略。

第一种主体化策略是，把我们不得不与之相处的世界构建为一种“怪异”“低级”的世界，一种低于我们主体之人的世界、无灵的能量世界以及僵死的无内在目的的世界。从而显得我们是高贵存在，并不屑于与这个低等级的能量世界为伍，更不屑于向它看齐。这可能是更露骨的一种主体化策略。通过这个策略，外在世界直接被主体弄得无价值无高度了。灵知主义就采取了这样的策略。

贬低作为恐惧对象的那个世界，认为那个世界低于主体，主体对它不屑一顾，只有在维持我们的身体生命时才有用，并且那个世界对提升我们的生命没有什么意义。这种做法就应对了这个令人恐惧的世界，使它在我们面前就范，乖乖向我们投降。

与宗教、神话相比，甚至与后来的启蒙策略相比，这个策略更加倾向于把自我做大做强，通过把内在自我做大做强，来革除对伽达默尔所说的“巨大的异国”(riesigen Fremde)引发的焦虑与恐惧。可这个办法并不见得很有效。因为自我之外的一切存在都成了“巨大的异国”。在自身不能免于坍塌的时刻，他的焦虑与恐惧可能更加巨大。孤苦伶仃、离家遥远，还能返乡吗?于是，对于比奥德修斯更难返乡的灵知主体来说，焦虑就成了这种主体的形而上学处境：

焦虑(Angst)作为灵魂对它的世间存在的回应，乃是诺斯替文献中一再出现的主题。这是自我发现了自己的处境之后的反映，实际上它本身即是这个发现的一个因素：它标志着内在自我从这个世界的麻木与沉睡中苏醒过来。……对于诺斯替来说，人与世界之间的这种疏离需要加深并达到极点，才能解放内在自我，如此才能使内在自我重获自己。①

面对世界的主体是冷酷无情的，因为世界提不起他的兴致。主体的冷酷无情导致自然的冷酷无情。用约纳斯的话来说就是：

这种处境不只是无家可归、孤苦伶仃以及焦虑(Angst)的心境。自然的冷酷无情，还意味着自然不指向任何目的。目的论从自然原因的体系中排除出去了，而自然本身毫无目的，它不再为可能的人类目的提供任何支持。宇宙没有了内在的存在等级体系，正如哥白尼的宇宙那样，使得价值失去了本体论的支持，自我在追求意义与价值时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意义不再是有待发现的，而是被"赋予”的。加之不再被视为客观实在，而是被设想为评价产物。②

主体自己承担的东西更多更重，灵知主义的主体“孤身”对抗低级的、无目的的外在世界。自然世界本身没有目的，无法再为人类生存提供任何支持。能够给灵知主体提供支持的，唯有存在于遥远的乌有之乡的神圣世界。这个超验的神灵世界为对抗低级世界的灵知主体提供本体论的支持。正像约纳斯在分析帕斯卡时指出的：“孤独的人在失去了一切尘世的依靠之后，还是能够让他的心伸向超越世界的神。”①对灵知主义来说，神还能给他提供遥远和渺茫的“希望”,作为“灵”之故乡，神之居所构成了奥德修斯们永远在回归中的“家”。

但是，近代启蒙以来的理性主义思潮把这个遥远无比的“家”也切断了。如果我们认可约纳斯所说的，主体性关涉神秘的、形而上的和精神的存在，“主体性或内在性在存在中是一个本体论上的本质性事实，这不仅是因为其不可化约的‘本质’(Eigenqualitaet),没有它存在范畴简直是残缺的，而且还因为更多”②,那么,随着主体的日益个体化，上述神秘、本质、形而上的维度也将日益衰落。主体仅仅剩下了理性，理性几乎可以单独支撑起主体性来。

于是，与灵知主义的主体性建构不同，近代主体性哲学不再致力于回返遥远异乡，而是直接在灵知主义者鄙视的这个低级世界上建设自己的理想之家。主体不再那么对立地看待自己居住的这个世界，更不致力于逃离这个世界，而是兢兢业业地认知、把握、探究、支配、改造这个世界。他依靠的，当然还是具有内在理性潜力的主体。

近代主体性哲学采取的就是这样一种方案。它认为，外物就是呈现结果，而且是呈现给唯一具有确定性的主体的结果。主体是保证这种呈现确实可靠的根基和依托。只有归结到主体这里，被归结物、被呈现物才是可靠的。比如对康德来说，必须把先验自我作为知识和现象的极点。从而，存在就是被表象的状态(Vorgestelltheit)①,只有经过主体的认定，才是可靠的，否则存在就是不可靠的迷信。

在这个基础上，现代主体致力于把世界数理化，设想外在于我们的那个世界是一种合乎严密规则甚至可以用数学符号逻辑说明的世界，它在完全合乎规则地运行着，是不必担心、不必恐惧的客体对象。这不就是恐惧的解除吗?在这里，数学逻辑化不就是一种克服恐惧的有效手段吗?

科学就是不断重复，它被精确化为可以观察到的规律性，被存留为一成不变的定式。数学公式就像原先的巫术仪式那样能够成为一种有意识的不断还原，一种对戏仿的最高级的证明。技术为了促进自我的生存，也不再像巫术那样能够通过对外在自然的身体模仿，而是通过大脑的自动运作过程，通过将其转变成一种盲目的循环，来完成逐渐死亡的过程。……所有存留下来的对自然的适应力也只不过是对自然的冷酷无情。②

其实，把世界数理化必然导向对它的统治。与笛卡尔的策略不一样，阿多诺与霍克海默认为，必须通过与他者的接触才能确立主体自我，主体总是与权利、权力、占有、斗争连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男人才是主体：男人则必须走出家门，融入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不断斗争，不断进取。女人没有自己的权利，不是一个主体。……千百年来，男人们总是梦想去获得对自然的绝对占有权，把整个宇宙变成一个大猎场。①

而希特勒对付犹太人的策略也是典型的惧怕—遏制一扼杀一心安(空虚)的路子：“法西斯主义并不把犹太人看做是少数民族，而把他们看做是敌对种族，看做是消极原则本身的体现。只有灭绝这个种族，才能保证世界的幸福。”因为，这个种群“的愿望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地拥有所有财产，摄取无限权力”,就是成为统治者。②犹太人是统治者的代名词；反对和消灭犹太人也是出于对犹太人统治的惧怕与担心而采取的反向措施，其目的一样是获取统治。双方都是统治哲学的信奉者和实践者，都在争当这个统治者或主体!“理性连同统治一起仍旧建立在苦难的基础上。在攻与守的盲目较量中，迫害者与他的受害者都属于同一个不幸的阵营。反犹主义行为方式是在因为被剥夺了主体性而变得盲目的人重新获得主体性的情况下出现的。”③迫害者与受迫害者都是为了获得主体性和统治。因此，“反犹主义是一种精致的图式，也是一种文明仪式”。这种精致的文明图式隐含着无边无际的仇恨，在不断地寻找着憎恶的对象。通过露骨的反对与摧毁(对不听话的殖民地野蛮人，以及犹太人等),以及温和的统治改造(对自然和本国公民),通过这些憎恶对象和仇恨对象提供的靶子，以及对这些靶子的制服，统治者获得了满足感。这种满足体系不断地、持续地需要这些对手，统治者需要不断地持续地制服他们，使他们就范以获取主人感、满足感。阿多诺指出，尽管如此，这种谋求统治的意识形态还在不断寻找更合理的理由，比如“发展生产”,劳动无上光荣。但其掩饰的还是统治的支配：资产阶级反犹主义的形成具有一种极为特殊的经济原因：用发展生产来掩饰统治支配。在这种反犹主义之中，存在着一种坚定的主体论和进步论：一种把历史推向前进，承担历史美好未来创造者的主体。为了进步，势必要把阻挡者击溃：“犹太人也必须为一个新的人类种族让开道路，而这个种族正在把生意抬高到一种绝对的高度。”①

现代人也是如此，只是没有这么露骨和极端地表现出来而已。作者的意思显然是，希特勒就是主体的极端发展和体现。惧怕一遏制一扼杀一心安就是主体性哲学任其发展下去的必然逻辑，为此必须加以制止和调整，否则人类主体性的结局就是悲惨的毁灭。法西斯主义表明，力图消除焦虑与恐惧的启蒙，不但内在地发展出了一种消除意义世界的虚无主义后果，使现代世界陷入空前的焦虑，而且制造了敌视和扼杀异在他者的法西斯主义事件，使得恐惧达到空前的程度。消除焦虑与恐惧的启蒙成了引发更严重焦虑与恐惧的温床。

以上两种主体化策略的共同特点是，主体自我才是根本可靠的，才确定无疑，才真实、纯粹、有高度、有意义。两种策略的区别在于，一种策略认为外部世界低级，不值得崇敬，身处这个世界就是深陷异化，拯救的方法在于逃离它；而另一种策略则认为这个世界需要认真对待，摸清其底细，掌握其命脉，才能成就自己；因此，只有控制、支配这个世界，才会消除异化，成就自己。也就是说，策略的关键在于理顺这个世界。理性化对手，对对手做到无所不知才会消除焦虑、摆脱恐惧。

这至少喻示着两个基本结论。

第一，对启蒙的深层分析，需要高度重视对人的基本情绪的分析。主体在把自己至上化和孤立化的过程中，隐藏了各种情绪对自我的功能和作用。可是，在主体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在主体化系统在某些环节出现问题时，这些情绪就会凸显，使平时显得伟岸和自傲的理性主体变得不再自信、可靠和平静，并有可能被深深的焦虑、恐惧、失望、无奈所俘获，无法自拔。这不能不使主体论自身发觉，原来显白的理性主体还有许多阴暗的东西在流动、作用，在纠缠、威胁着一度被神化的自我。原来主动的主体如今被动无奈，原来充实、硬朗的主体如今变得空虚、脆弱；原来坚定有力的主体如今变得六神无主、踯躅不安。

一旦社会运转自如，这种情形就会被人遗忘，甚至被视为过度阴暗、悲观的无益之论。其实，这些东西无法消除，只能通过制度、技术和自我修炼等方式来获得某种程度的消解，或者在无法消解的程度上提供外推、内化的方式将其控制和约束住，使之处在一种文明体系可控的范围和程度之内而不至于随意发展。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以上两种主体化策略其实都是深层恐惧的表现，都是应对恐惧的对象，消除深层恐惧的手段。想尽一切手段让对手就范，本来就是害怕对手、畏惧对手、担心对手高过自己的表现，就是担心对手超过自己的另一种表示。为了让这种可能不会发生，人们就发明了上述手段约束住对手。显然，这些手段都是主体性手段，都是主体自己主动采取的，而且都是首先通过内在地改变自身而不是外在地改变对象而进行的。源自恐惧和焦虑的对世界的不尊重，是两种策略的共同点。按照这种主体化的思路，抱着焦虑与恐惧的心境，很容易走向如下路子：切断与世界的感情联系，冷静地对待这个世界，由此才会产生出主体性姿态。而这种姿态也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冷酷无情”。

第二，尽管启蒙中蕴含着支配、冷酷无情，但是，启蒙还没有堕落为神话、欺骗、蒙昧。国内的很多相关论文都认为《启蒙辩证法》的启蒙观中的启蒙已经倒退为神话或骗局，而没有注意到，该书作者说这种话本身就是启蒙的话语，就意味着启蒙对自己身陷囹圄的清醒认识和提醒。这话本身就是启蒙精神和力量的体现。霍克海默在1942年12月19日写给马尔库塞的信中说道，《启蒙辩证法》的第一章即将完成，“恐怕这是我写的最艰难的文章。此外，它读上去多少有些是消极的，我现在试图克服这一点。我们不应该像那些对实用主义的作用感到绝望的人们那样。可是我也不情愿简单地加上些积极的段落，用悦耳的音调说‘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还不是那么坏’。第一章中完成的毫不妥协的分析，本身就是对理性思想(rational intelligence)的积极作用的一种更有效的肯定，这比为了淡化对传统逻辑及其相关哲学的攻击所能做的任何辩护都更有效”①。施密特也说，这里的意思就是，“只有通过对启蒙运动的历史演变进行一个无情的‘否定主义’的批评，才有可能赎回启蒙运动‘过去的希望’”②。如此无情地批判启蒙，本身就是为了唤醒启蒙的潜力，承继着启蒙的延续，从而使启蒙真实地表现出来。

因此，揭示启蒙主体的情感根基并不是为了否定、消解启蒙。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质疑理性与理性地进行思考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结构。该书并没有把理性思考这种启蒙精神视为已经失效，甚至视为已经完全堕落为神话、谎言、蒙昧，反而给理性思考保留了一定的有效空间。理性思考与艺术模仿并列为仍存在拯救性力量的领域，虽然日后两位作者一个走向了犹太教，另一个推崇艺术。所以，启蒙仍然没有穷尽自己的潜能，哲学仍然富有批判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