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自己总是以对立于宗教的形象出现，在以此获得合法性的同时诋毁宗教。其实，启示、宗教并没有被理性、启蒙完全赶到对立面。理性与启示、哲学与宗教总是内在地须臾不可分，它们构成的对立是启蒙内在的对立。作为遏制、克服焦虑与恐惧的手段，启蒙、宗教、神话、巫术，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逻辑上可以并列的手段。

在《主体与客体》一文中，阿多诺曾说：“主体形成之前的未分化状态是对自然界恢恢天网的惊恐，对神话的恐惧；正由于对这种恐惧的抗议，伟大的宗教才含有真理的成分。”①极端的启蒙否定宗教的任何真理性，阿多诺质疑和批判的就是这样的极端之见。对于所谓“伟大的宗教含有真理的成分”,阿多诺想要表达的是，作为应对恐惧、焦虑的策略，宗教的方案也有它的价值。比起哲学的方案，宗教的方案不能被完全否定。

作为消除焦虑的手段，宗教如何消除焦虑?休谟在《宗教的自然史》中就谈到，面对不确定的、未知的外在世界，如果人们把握不了，就可能去依赖于它，如果觉得它神秘莫测，高于我们，它就可能左右着我们，控制着我们。

我们永远悬浮在生与死、健康与疾病、丰足和匮乏之间；这一状态在人间不断受到一些隐秘未知的原因干扰，它们的运作常常出人意料，而且往往莫名其妙。这些未知的原因就成了我们不断产生希望和恐惧的对象；而对各种事件的焦急期待，又使这些**陷入恒久的警觉之中，我们的想象，也同样被用来构成关于那些我们所完全依赖的力量的观念。①

人们的生存规避不开那些因素和力量，但人们又把握、认识不了它们，不能清晰地把握到它们的奥秘、常态、对我们的作用，以及为何这样作用于我们等，于是就会产生焦虑或惧怕。这种焦虑就可以导致害怕、忧惧、崇拜和依赖。休谟说：“人类处于这样一个对原因无知的状态之中，而同时他们又对他们未来的命运感到非常焦虑，于是乎，他们直接承认自己对拥有情感和理智的不可见力量的依赖，也就不足为怪了。”②休谟发现，人们面对的世界越不规则、越难以把握掌控，人可能就越尊崇它。“随着一个人的生活过程受偶发事件主宰的程度的增加，他的迷信也会更加强烈。”③换句话说，人们面对的世界越规则，越容易把握和掌控，人们就越不尊崇它，或者越看低它。这里，就产生了与启蒙内在联系在一起的逻辑：如果启蒙内在的核心问题是理性与启示，或哲学与宗教，那么,理性、哲学，也就是对客体世界的理性把握，审视出某种内在的规则、秩序，往往导致的是对外在世界的掌控、支配，是对这个世界的看低。而相反，如果相信这个世界的奇迹、神秘、不规则、难以把握，导致的往往是对这个世界的尊崇、迷信和崇拜。前者意味着人的伟大、自足，而后者意味着人的软弱和怯懦。两种结果都是源自对外在世界的焦虑、恐惧，只是由于应对策略的差异而迥异。前者是启蒙、理性、哲学的态度，而后者则是启示、宗教的态度。当然，这里所谓的“宗教”是就西方世界而言的，指基督教。按照J.G.阿拉普拉的看法，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方案：在认识、了解外在世界之后而平静，且不认为外在世界是可怕、危险、对人们充满敌意的，所以选择与之和谐共处。这意味着焦虑的消除——而在阿拉普拉看来就是印度传统意识的特色。①按照他的理解，在西方文化中，焦虑的世界才是现实的。解除焦虑才是现实的任务。而对佛教来说，既有深度又有现实性的只能是平静，而不是焦虑。只有正在形成中的世界以及未成熟的意识才背负着焦虑；而人的意识成熟后，现实的世界则超越了焦虑的平静世界。

在《启蒙辩证法》所意识到的克服焦虑与恐惧的多种方式中，宗教的方式连带着神话、巫术的方式。宗教的方式意味着，面对的客体世界处于未知、不可预料、令人惧怕的境地；而人对这个令人惧怕的世界充满着尊敬。巫术的方式意味着，面对令人恐惧的世界，或者诉诸人力和神力、巫力并举，或者把人自己打扮成神灵鬼怪而对世界发挥作用，借助某种神秘的巫力对付世界。而神话的方式则是通过以超出现实或现实中不可能有的事情和神圣存在来应对令人恐惧或焦虑的对象，以化解自己所承受的过重负担。启蒙理性的方式，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那令人焦虑与恐惧的世界，使这个世界呈现为秩序井然、规则严密的世界，祛除其偶然、随机的诗性特质，塑造其严密的逻各斯性质。在这里，宗教、巫术、神话、启蒙理性，都是相互关联又各不相同地应对焦虑与恐惧的诸种方式。在个人无力独自承担起消解、克服焦虑与恐惧之时，就可能采取宗教、神话、巫术的方式。个体凭借自给自足的内在的理性独自承担克服焦虑与恐惧的任务，就是自古希腊以来日渐兴盛的启蒙理性的方式。但它不见得就是最好的办法，更不是唯一具有合理性的方式。

其一，在无名的焦虑或莫大的具体恐惧的驱动下，人们会千方百计地寻找有效的手段化解焦虑与恐惧。在阿拉普拉看来，西方的意识类型恰恰就是焦虑型的，出于对引发焦虑与恐惧的外物的惧怕，才千方百计地设想应对之策。而宗教、神话、巫术以及后来的启蒙，都是被选择过的应对之策。阿拉普拉在德国遇到了一位支持者——里希特。里希特在《上帝情结》中，也将欧洲的现代意识和倾向比作小孩子的倾向，他们在智识上达到了一定的苏醒状态，开始怀疑他们的父母。为了得到确认的经验去审视对象化了的世界中让人不安的不确定性，他们将设法以极端的警惕控制那些让他们产生焦虑的不确定性。按照里希特的论点，焦虑(Angst)就是理智的催化剂和发动机：“焦虑发挥着理性化发动机的作用，它应当被理解为权力意志，也就是说，对有威胁性的他人世界和外部世界施加权力并遵照规律对其加以掌握的意志。”①就此而论，由于主体对对象化世界的焦虑与恐惧而导致的对待外部世界的方式，不管是宗教式的，还是启蒙式的，都是一种消解和应对恐惧的方式而已。这些方式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在某种条件下可以发生转化，在逻辑上则更是相通的，没有绝对的对立性。启蒙所谓两者对立的见解只不过是为自己获得合法性而过度抬高自己的意识形态伎俩。

其二，主体与外在客体世界的区分，是引发焦虑与恐惧的首要前提。处在万物一体氛围中的人，是不会对周围之物焦虑与恐惧的，只有独自面对超强的他者、陌生的他者，才可能引发焦虑与恐惧。个体成长过程中也是在发育到一定程度时才会产生自我意识，才会以自我面对对象化世界，甚至可以说，“成长是根植于焦虑与恐惧”的。没有焦虑与恐惧作为催化剂和发动机，理智是不会不断成长的。霍克海默、阿多诺也看到，生存者之间(原始)的亲密关系，必定会被取代：“生存者之间各种各样的亲密关系，被有意义的主体与无意义的客体、理性意义与偶然意义中介之间的简单关系所抑制。”②要重建存在者之间高水平的亲密关系，解开主客体关系中过于强势的支配性难题，以更宽容、非焦虑与恐惧的心态面对诸多存在者，与更多的存在者建立亲密的关系，必须反思神话、巫术、理性等各种方式中蕴含的残酷、无情，必须还原神话、宗教、巫术的文化意蕴，不再狭隘地按照启蒙理性的单一视角贬抑它们。

实际上，在启蒙理性出现之前，神话已经在区分主客体的基础上分解引发焦虑与恐惧的强大客体世界了：“神话世界对世界的解剖都是为了将一个压倒性强力分化为多个自身有限的单个力量，让它们彼此对抗。或者将一个强力分解为多个模式与特征，这样这个强力就不再是以中性的‘他物’(das Andere)而是以人格化的‘他者’(der Andere)出现了。‘作为他物的超强力’的匿名状态被改造为另一个自我，一个‘与我同类者’(Auch-ich),按照布鲁门伯格的观点，这个过程就是神话真正的功能，而且这个功能在认识的技术核心中依然在延续。”①在文化学的背景下，神话与科学都是一个谱系之下的，都是应对同一类问题而产生出来的，不像启蒙运动所说的那样两者是绝对对立的。按弗兰克的说法，布鲁门伯格把神话解释为“不是让人摆脱自然的超强力，而是让人在面对这种超强力时免遭恐惧的侵袭”②。在克服恐惧与焦虑的意义上，神话就是启蒙，就是与启蒙一致的文化建构，在这个意义上，“神话自身开启了启蒙的无尽里程”③。这里的“启蒙”应该指的是，人利用某种方法、力量对抗世界的方案，这种方法、力量与理性、诡计、谋略联系在一起。虽然它还达不到后来启蒙理性的水平，但已经在慢慢地萌芽、壮大，努力破土而出了。至于像奥德修斯式的古希腊英雄神话，就更是启蒙的了：英雄是对抗恐惧、战胜危害自己的那个世界的凭依。奥德赛时期的英雄固然还不足以单独抵御威胁人们的世界，还往往依靠神灵的帮助才行，但已经是人类以自己之力抵御世界的更明确的一种努力。比起借助神秘巫术的巫师来，英雄更加具有非神秘的人本色彩。

再后来，在启蒙理性中，“命中的必然性原则取代了神话中的英雄，同时也将自己看作是神谕启示的逻辑结果”①。此时，神话才过渡到理性启蒙，事物才从“神话”过渡到“逻各斯”。虽然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把奥德修斯看作“西方资产阶级最早的一个原型”,但严格而论，处在崇尚、依赖神灵阶段的人，即便是英雄们，也还没有真正地克服焦虑与恐惧：“众神无法使人类摆脱恐惧(Furcht),因为他们为人类带来了惊诧之声，就像他们的称谓一样。人类也只能假想惟有在其无所不知之时，方能最终摆脱恐惧(Furcht),获得自由。”②主体的“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是在进一步启蒙的过程中达到的。它代表着一个新的遏制和革除焦虑与恐惧的最有效路径。在这个路径中，同一性、抽象、宰制、命令，进入克服恐惧的策略名单之中。在这个策略中，对一些东西的肯定伴随着对另一些东西的否定，对一些存在生命的肯定伴随着对另一些存在死亡的肯定。这就是“每个生命都以死亡为代价，每种幸福都连带着不幸”。

对神话的这种进一步解释和澄清本身就蕴含着某种启蒙，因为现在的我们对神话存在误解，对误解的澄清和事实的还原就是启蒙的本有之义。

其三，宗教和科学都是克服恐惧的有效方式：“这种完全将自己托付给上帝的状态所包含的恐惧和由此产生的一种必须日益理性化地监察生命之不确定性的必要性，也会使好奇心从中滋长出来。”①正是由于自我的不确定性感受，才导致一种对自我确定感日益强烈的需求的产生。自我高度确定性的获得正是启蒙的基本目标：从不自主状态挣脱出来，走向依靠自己理性的自主状态。把自己打扮成全知全能的存在，也就是启蒙的主要秘密。现代主体性哲学是一种自我的自恋式张扬。“主体”意味着一种“上帝情结”:“害怕承认自己自中世纪以来就被掩盖的幼稚的从属地位，这种焦虑目前不幸地远远超过了另一种焦虑，即客观上会导致自杀的自大狂终将令人类灭亡。这就是那种集体性情结——‘无能一全能’——情结的诅咒，这种情结可以统而概之地称为‘上帝情结’。”②现代主体依然是一种“上帝”,是上帝情结的某种另类表述，是一种原本那个卑谦的狂妄自恋，是以理性形式展现的自我欺骗。由此，启蒙就是非人格化上帝的“宗教”或“神话”。

其四，某种意义上，启蒙更接近于巫术。即使巫术不是像弗雷泽所说的那样早于宗教，即巫术的破产为宗教的产生开辟了道路，而宗教一产生，巫术就崩溃了(卡西尔认为这种巫术时代与宗教时代依次接替的看法没有经验依据③),起码也可以说，巫术更低于宗教。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批评“弗洛伊德不合时宜地认定，巫术‘坚信能够彻底统治世界’”,因为真正坚信能彻底统治世界的只有近现代以来的启蒙理性，所以，“这种信念只有通过更加成熟的科学，才能与现实的统治世界相一致。用包罗万象的工业技术来替代‘巫医’受到严格限制的‘操作实践’,首先就要求观念独立于客体，因为这种独立过程是在吻合现实的自我身上进行的”①。调动力量改天换地，巫师还相当受限，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能力才大大提高了。在巫术和启蒙理性之间，后者出现了更具威力的主体性，凭借这种主体性，个人拥有的内在世界更雄伟壮大，更独立于外在世界，更能支配引发焦虑与恐惧的外在世界，从而“消灭”焦虑与恐惧。

其五，最终，启蒙与宗教还是相通：启蒙追求的自主最后导向了不自主；恐惧仍然存在于主体与客体世界的关系之中，无法消除。人类以主体性为根基的自主化追求，却换来了一种新的不自主，即导致了一种跟宗教一样的结果：启蒙的自主性追求导致宗教式的不自主后果，说明启蒙自身的过分自大和僭妄，说明启蒙自身也包含着某种神话性特质。这更预示了启蒙、神话、宗教之间作为应对恐惧的不同方式之间的相通性。

从这样的角度看，宗教的真理性体现在，宗教会维护、保持一种依赖感，这种依赖感是维持归属感、具体认同的根基所在。而对依赖感的压抑和消解势必导致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导致集体认同感、归属感的丧失。作为一种抗拒恐惧与焦虑的手段，替代宗教的理性启蒙通过召唤归属感、集体认同的丧失而重新使人陷入深度的焦虑，即使可能不会是具体的恐惧。当一切都理性化之后，一切都成了按部就班、自动程序化的运作之后，自我的主体意识也会消失，并且很难出现。自我感受到的是被动感，是冲破这种被动感的冲动。按照蒂利希的说法，启蒙力欲祛除的是本体论的焦虑，但此焦虑的祛除却很可能引发精神的焦虑和道德的焦虑。焦虑是消除不了的，能消除的只是某些特殊的类型。

总之，一切的背后，都是焦虑与恐惧，从这个角度来看，神话和科学对自然的解释，是同时或者先后从同一个谱系起始中诞生的。科学与神话，两者都是服务于控制自然世界、摆脱不确定性及对人产生的致命威胁的体系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