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孔子到孟、荀

德国思想家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揭示了古代文明发展的一个普遍现象，即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公元前800至前200年的精神过程中，在世界范围内集中出现了一些不平常的历史事件。这就是，“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和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从怀疑主义、唯物主义到诡辩派、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的可能性。伊朗的琐罗亚斯德传授一种挑战性的观点，认为人世生活就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经由以塞亚和耶利米到以塞亚第二，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1]。这一时期几大文明同时经过了“超越的突破”，奠定了人类自我理解的普遍框架，使其成了世界历史的“轴心”。从此以后，“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需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2]。

雅斯贝斯突破了欧洲中心论的樊篱，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古代中国、印度、希腊的文明成就，指出了几大古代文明几乎是在同时达到了其高峰，一反其同胞黑格尔将中国、印度、希腊看成精神从低级到高级递进序列发展的看法。其理论为历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成为推进晚近古代文明研究的重要动力，“轴心时代”也成为频繁见于报刊的重要概念。不过雅氏的理论虽然显示出种种魅力，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雅斯贝斯虽然注意到“轴心时代”的事实，但却没有说明这一事实是如何产生的。对于这一点，倒是国内的一些学者道出了其中的原委。他们认为，“轴心时代”的到来同生产力的进步是密不可分的。公元前6到4世纪，几大古代文明几乎同时进入了铁器时代，正是铁器时代的繁荣，爆发了一次世界性的能量释放，这就是轴心时代的到来。雅斯贝斯虽然正确揭示了轴心时代的根本特征，却没有看到它背后的物质基础，即与铁器时代的联系，这是他的不足。其次，雅斯贝斯虽然注意到“轴心时代”之前还有一个“前轴心时代”，“古代文化的某些因素进入了轴心期，并成为新开端的组成部分”，但由于受西方传统的影响，雅氏主要关注的是“轴心时代”对之前文化传统的超越和突破，对“前轴心时代”到“轴心时代”的过渡，特别是“前轴心时代”的地位和作用却重视不够。

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其与西方，特别是欧洲的一个最大不同，便是中国不仅有一个灿烂的轴心时代，同时还有一个漫长的前轴心时代。在中国，轴心时代相当于春秋战国，在此之前还有漫长的前轴心时代即尧舜夏商周三代。尧舜三代的文化积累是六经，其核心内容是“祈天永命”，“敬德保民”，在尧舜三代的文化基础上才产生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诸子文化。由于中国前轴心时代的文化积累深厚，而且没有经过扰乱和打断，在现实中，活文化含量大，因此，中国文化的发展，对轴心时代的依赖，远不如西方。每一次新的飞跃，不仅需要回到轴心时代，而且也可能需要回到前轴心时代。

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学说，本身既是轴心时代的产物，同时也是前轴心时代文明的最全面继承者，因而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累。儒学的创立者孔子生当“礼崩乐坏”的春秋末年，他顺应了“学移民间”的历史潮流，创立私学，“有教无类”，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旧格局，使古代学术思想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诗》《书》礼乐本属于三代王官之学，其传授也限于贵族之间。至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史记·孔子世家》），于是孔子对其进行了编定、整理，并运用于教学之中，使其由贵族的学问垄断一变而成为一般民众的知识修养。孔子晚年对《周易》产生浓厚兴趣，又根据鲁国历史整理、编纂了《春秋》一书。这样，《诗》《书》《礼》《乐》《易》《春秋》经孔子的整理、解释和阐发，乃成为一新的知识系统。可以说，尧舜三代的六经（六艺）是经过孔子儒家才得以传播，它在汉代以后被定为一尊，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

不过孔子创立儒学，决不仅仅是因为对古代文献做了整理和解释的工作。孔子生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的乱世，却向往上下有序的“有道”社会。他倡导仁，重视礼，以仁、礼为解决人生困境和社会矛盾的良方，建立起包括人生修养、伦理政治等内容的思想体系。仁在《诗》《书》中已经出现，但内涵较简单，孔子对其进行了创造性发挥，赋予其不同于以往的含义，使其成为儒家的终极信念和人生理想，“孔门之学，求仁之学也”。礼在孔子之前也已出现，且表现为三代的礼乐文化，但孔子对礼进行了理论总结和概括，探讨了礼变化形式下不变的精神实质。如果说仁主要是孔子的生命感受和思想创造的话，那么礼更多地是孔子对三代之礼尤其是周礼的继承和联系，“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不过，孔子所复之礼与其向往的周礼仍有所不同，周公制礼乃天子之事，是古代帝王的政规业绩，其落脚点在具体的制度礼仪，是自上而下，由天子、诸侯以至于士；孔子复礼则是以布衣之身试图恢复社会秩序的努力，其关注的是礼的价值和意义，更多地落实在个人修养上，探讨的是礼在社会组织和个人社会化中的作用和地位。通过仁、礼，孔子提出了关于社会人生的系统学说。这样从孔子开始，儒学实际包括两方面内容：一为六艺之学，一为社会人生之学。

六艺之学是关于《诗》《书》《礼》《乐》等古代文献的学说，包括文本的整理、意义的阐释等，主要为对前轴心文化的继承，属于孔子的学术思想。汉代以后“独尊儒术”，这套学问便称为“经学”。社会人生之学则是孔子对社会人生的见解和看法，是孔子改革社会政教的主张和方案，是轴心时代的文化创造。由于孔子是以新兴“诸子”的身份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故社会人生之学又称作“子学”。只不过作为一个社会大变革时代的思想家，孔子主要关注的不是一典籍、知识的问题，而是一思想信仰或“道”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社会和人生困境的问题。故在早期儒学那里，子学是一条主线，而六艺之学或者早期经学则是一条辅线。孔子之后，孟子主要发展了孔子的仁，“夫子以仁发明斯道，其言浑无罅缝。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3]。而荀子则继承了孔子的礼，并援法入礼，建立起“隆礼重法”的思想体系。同时，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荀子则对毛、鲁、韩《诗》，《左传》、《穀梁》，《礼记》（大小戴礼）等大部分经典进行了传授[4]，子学与六艺之学得到进一步发展。汉代以后独尊儒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实际是推重经学，发展的是孔子的六艺之学，而把子学降到附属的地位，看作经学的附庸或传记。故是以六经看孔子，而不是以孔子的思想创造看孔子，视孔子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回到了前轴心时代，而不是轴心时代，所以由汉至唐，周孔并称，孔子辅翼于周公之后。

就孟、荀而言，他们虽然均传授六艺，但由于荀子差不多活到“六王毕，四海一”的战国后期，六经多是由他才传到后代，汉初的经师，如毛公、申公、穆生、白生、张苍、贾谊、大小戴等，直接或间接都是出于荀子之门，所以与汉代经学有着更密切的关系。清人汪中云：“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盖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5]梁启超亦称：“汉世六经家法，强半为荀子所传，而传经诸老师，又多故秦博士，故自汉以后，名虽为昌明孔学，实则所传者仅荀学一支派而已。”[6]汉代儒学除经学外，亦包括子学，而荀子“隆礼重法”，注重外王事功，对汉代诸子亦影响颇深。“汉世儒者，非仅浮丘伯、伏生、申公一辈博士经生，大部出自荀卿之学；即其卓称诸子，自陆贾以下，如扬雄、王符、仲长统，及荀悦之伦，亦莫非荀卿之传也。盖两汉学术，经学固云独盛，然因承先秦诸家之余风，子学述作亦复不少，其列属儒家者，大抵为荀卿之儒也。吾人读其书，荀卿之色彩颇浓，申、韩之绪余，亦往往杂出乎其间……此其所谓儒，盖荀卿之儒耳。”[7]故由汉至唐，荀子的影响似远在孟子之上，而彼时所谓儒学，大抵缘饰以经学，阴染有法意，“霸王道杂糅之”，实由荀学发展而来。“三代以下之天下，非孟子治之，乃荀子治之。”

宋代以后，经学衰落，理学兴起，儒学形态再次发生变化：一是由六经转向四书，二是由章句训诂转向性命义理。四书中《论语》《孟子》固然为孔子、孟子言行的记录，是轴心时代的思想创造，而《大学》《中庸》虽出自《礼记》，但实际与曾子、子思有关，亦为子学作品，所以就思想资源而言，宋明理学回到了轴心时代，是以《论语》、以孔子的思想创造看孔子，而不是以六经看孔子。继承孔子者为曾子、子思、孟子，其言性命天道，功绩反在尧舜周公之上。故唐宋以后，孔孟并称，孟子的地位大大提升。“孟子有功于道，为万世师。”“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言。如仲尼只说一个仁，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出许多养气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8]“古之学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后，其心不传，如荀、扬皆不能知。”[9]《孟子》一书也“升格”为经，与《论语》一样具有与六经同等的地位。“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10]“夫《孟子》之文，粲若经传……其文继乎六艺，光乎百氏，真圣人之微旨也！”[11]“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12]“《论》、《孟》如丈尺权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见得长短轻重……今人看《论》、《孟》之书，亦如见孔孟何异？”[13]故宋代以后，孟子的影响又有压倒荀子之势。

由于儒学自孔子始，不仅继承了前轴心时代的文化成果，发展出一套六艺之学，同时也包含了儒者在轴心时代的思想创造，形成社会人生之学或子学，前者发展为汉唐时期的章句训诂之学——经学，后者衍化为宋明时期义理心性之学——理学，而孟子、荀子分别与这两个时期的学术存在密切联系，故学术界有孟子传“道”，荀子传“经”之说。其言云：“孔子定三代之礼，定六经之书，征文考献，多识前言往行，凡《诗》、《书》六艺之文，皆儒之业也；衍心性之传，明六艺之蕴，成一家之言，集理学之大成，凡《论语》、《孝经》诸书，皆师之业也。曾子、子思、孟子皆成一家者也，是为宋学之祖；子夏、荀子皆传六艺者也，是为汉学之祖。”[14]“汉唐注疏之学，乃荀子之流衍；宋明心性之学，乃孟子之流衍。汉宋之别，亦犹荀孟之别也。”[15]此说以为儒学内部存在“师”与“儒”的区分，“师，以贤得民”，“儒，以道得民”（《周礼·天官·太宰》）。凡《诗》《书》六艺之文，皆师之业也；衍心性之传，明六艺之蕴，皆儒之业。曾子、子思、孟子皆衍心性之传，是宋学之祖；子夏、荀子皆传六艺之文，是汉学之祖。这些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准确。实际情况是，孔子不仅传六艺之文，亦明社会人生之道，而“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史记·儒林列传》），故一方面“序《诗》、《书》”，“隆礼仪”，影响了以后的汉唐经学，不过荀子与其关系更为密切；另一方面又弘扬了孔子的社会人生之道，不过孟子主要发展了仁，荀子更多地继承了礼，所以孟子与以后喜言性命天道的宋明理学联系更为直接。这样，孔子思想中的不同倾向，在孟子、荀子那里进一步分化，不仅表现为仁学与礼学的对立，还衍化为以后汉学与宋学的分歧。孟子与荀子，如双峰并峙，两军对垒。后世学者从这种对立看儒学，故或尊孟而抑荀，或崇荀而黜孟，孔子承前启后，整全、丰富的思想学说竟分化为不同的派别、门户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