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史的发展来看，竹简天人之分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它是古代天命思想长期发展的产物，是对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一种反动。我们知道，三代以来尤其是周代主要信奉的是一种有意志、有目的的神学天，这种天既是自然天时的主宰者，掌管着雨、风、云和收成的好坏，也是人间祸福的决定者，可以保佑人王，也可以降祸人间。天的命令称为天命，是人间的最高指示，也是王朝更替和族姓兴废的依据。在古代天命思想的发展中，周人“以德配天”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反映了天人关系的新阶段。周人认为“天惟时求民主”（《尚书·多方》），天曾分别选中夏人和商人做统治者，但因为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从夏、商相继灭亡的经验教训来看，天不会永远眷顾某一族姓，“天命靡常”，“天不可信”（《尚书·君奭》），周人想要保住所受的天命，就必须“王其疾敬德”（《尚书·召诰》），因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上天不是根据祭祀行为，而是根据德行的好坏选择统治者，有德的统治者不仅能得到上天的眷顾、保佑，死后也可以上达帝廷，“在帝之侧”。从天人关系的角度来看，周人肯定天的道德品格，将其看作道德法则的设定者，具有奖善罚恶的能力，并且认为通过“敬天”“保民”“疾敬德”就可以“受天命”，可以说反映了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同时也包含了对命运问题的思考，其观点可称作道德定命论。不过周人的天命往往具有集体的性质，反映的是一族一姓的政权得失，在当时主要还是个政治概念。[34]个人意义上的命运观可能要到周末春秋才出现，这一观念的形成，同当时“怨天”“骂天”的思潮密切相关。

作为儒学的创始者，孔子对于天给予极大关注，同时由于所处的时代，他所说的天往往具有多种含义。孔子的天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传统主宰天的含义，这为学界所公认，如“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吾谁欺，欺天乎？”（《论语·子罕》）“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学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不过由于孔子提出了仁，以仁遥启天道，突出人的主体性，从而使天与个人发生联系。此外孔子还谈到自然天：“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当然也谈到命运天：“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有斯疾也！’”（《论语·雍也》）“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一项事业的“行”“废”由不可抗拒的外部力量所决定，是个人无可奈何的，这种力量就是命。此外像生死、富贵等都属于天和命。这里所说的显然是一种命运天，是春秋以来命运观念的延续。但孔子之所以为孔子，并不在于他延续了传统的命运观，而在于他提出“知天命”，确立起人面对命运的态度。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如学者指出的，孔子的“知天命”不应是“旧义中天所垂示或直接命于人之‘则’、之‘道’之义”[35]，因为此一内容的天命是《诗》《书》以来的通义，孔子不当言五十而知之。同样，“知天命”也不应是求签占卜式地探问吉凶祸福，因为这与孔子“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的主张不符。“知天命”应该是对命运有一种达观的理解，知道如何去对待、面对它。史华兹说：“当孔子告诉我们，他五十知天命或天所命其什么事的时候，他或许是说他已清楚地明白什么是他所不能控制的，同时也明白什么是真正自己范围内所能控制的。”[36]史氏的这个说法是深刻、准确的。我们知道，孔子以及儒家所说的“知”主要是一种主体性的认知活动，它不只是要反映、认知客观对象，同时还包含了主体的愿望和态度。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这里的“知礼”“知言”均是就如何对待外在礼仪和他人言论而言，实际包含了主体的态度和方法，“知命”也是如此。从孔子的论述来看，他十五岁有志于学。三十岁掌握了各种基本礼仪，可以“立于礼”（《论语·泰伯》），自立于社会。四十岁可以不再困惑，那么，人生中什么最易使人困惑呢？显然是欲行道于天下而不得，身处穷困而不被世人理解。这里的“惑”与“不惑”主要是人生论的，而不是知识论的。孔子认为自己不再困惑，表明他可能已认识到，道的“行”与“不行”以及个人的遭遇如何，均不是个人所能控制的。对于个人来说，只要完善德行，做一个有德的君子便可以无愧于心。所以由“四十而不惑”进一步便是“知天命”，知道什么是自己所不能控制的，什么是自己控制范围之内的。到六十岁便可以“耳顺”，听到世间种种穷达祸富、沉浮变化之事，可以从容待之，不会触逆于心，不会被烦扰。这里的“耳顺”与“不惑”一样，均是就人生而言，是对待人生命运的一种态度和境界。朱熹注“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37]，庶几近之。不过，孔子这里并不仅仅是要认知天理，同时也是要知如何对待命运。同样，“从心所欲，不逾矩”也是建立在“知天命”之上，是区分了自己所能控制的和不能控制的范围，是由道德实践所达到的一种自由境界。因此，“知天命”作为孔子人生修养的一个重要阶段，实际讨论的是如何面对命运的问题，明白什么是自己能够做到的，什么是自己不能控制的，以消解因穷达祸福而带来的种种困惑。所以，孔子在人生面临挫折和危机时，常常喜欢谈天、说命，以获得心理的舒泰与安宁，并根据时运的变化对行为作出调整，得势积极进取，不得势则独善其身。“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同上）这里的“可求”“不可求”，显然是就富贵在根本上是由什么所决定的而说的，孔子虽然没有对此作出明确回答，但从他一贯的态度来看，显然是认为富贵主要是由外部原因决定的，而“吾所好”也即“仁”“学”等则是由自己决定的。所以孔子的思想实际蕴涵着一种天人之分，只是这一思想尚处于形成之中，还没有明确表达出来而已。而竹简则在孔子思想之上发展一步，明确提出“天人之分”。原来在周人的天人合一中，天的赏善罚恶处于中心位置，行为合于义就得福，不合则遭祸；竹简的天人之分则将行为和祸福分离，行善不再是为了躲避惩罚或乞求福报，而是尽人之为人的职分，就哲学的尺度看，这一分离乃是外在限定与内在自觉之分，是道德的觉醒与思想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