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达以时》简长26.4厘米，两端修成梯形。竹简现存15支，有两支已残损。从其内容看，可能与孔子“陈蔡之困”有关，类似记载又见《论语》《庄子》《荀子》等文献。李学勤先生曾排列了其先后顺序：《穷达以时》→《庄子·让王》→《荀子·宥坐》→《吕氏春秋·慎人》→《韩诗外传》卷七→《说苑·杂言》→《风俗通义·穷通》→《孔子家语·在厄》。[31]《穷达以时》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明确提出了天人之分：

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有其人，无其世，虽贤弗行矣。苟有其世，何难之有哉？（《穷达以时·第1—2简》）

人为什么有的穷困潦倒，有的显达富贵，面对穷达，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千百年来一直是无数哲人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当年孔子“厄于陈蔡之间”，就与弟子对此展开过讨论，其内容也被不断铺陈、发挥，形成互有联系又有差别的不同版本。在竹简看来，关系世间穷达的，不仅有人而且有天，天人各有其分。《礼记·礼运》郑玄注：“分犹职也。”故天人之分是说天人各有其职分、作用、范围，二者互不相同。而明白了哪些属于人，哪些属于天，便知道哪些该为，哪些不该为，便知道该如何为了。竹简《语丛一》：“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道然后知命。”（《语丛一·第29—30简》）这里的“天所为”“人所为”就是其职分和作用，也就是天人之分。

竹简虽然对天人做了区分，但在人世的显达上，似乎更看重天的作用，认为没有天的相助，即使圣贤也寸步难行；一旦得到天的垂青，名显于世便唾手可得。作为佐证，竹简举出传说和历史上圣贤穷达的事例，如舜曾耕于厉山，遇尧而为天子；邵繇（注：当为傅说之误）曾为苦役，遇武丁而得以辅佐天子；同样，虞丘起初隐名不显[32]，后来名扬天下，并非因为德性增加；伍子胥曾经建功累累，后来却性命不保，也并非因为智力衰退，这些都是时运变化的缘故。甚或骥这样的良马，也只有当遇到造父时，才能驰骋千里，纵横天下。否则，只能落得个“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的下场。竹简之所以如此看重天的作用，除了作者个人的立场外，与其对天的理解也密切相关。

遇不遇，天也。（《穷达以时·第11简》）

这种“遇不遇”的天既非上古有意志、有目的的神学天，也不同于后来“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自然天，而是一种命运天，具体到个人，又可称为命，合称为天命。古人在生活中意识到，人虽然以主宰者的身份独步世上，但并非无所不能，而是时时受到外部力量的束缚和限制，这种力量既可以是必然性的，表现为社会的“合力”或“形势”，也可以是偶然性的，表现为出人意料的某种机遇或巧合等，这些统统可称作天。这种天往往对人世的穷达祸福发挥着巨大作用，或者说穷达祸福本来就属于天，是“可遇而不可求”，非人力所能控制、掌握的。所以竹简感叹“时”“遇”的重要，认为“有其人，无其世，虽贤弗行矣”，往往就是针对这些内容而言，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既然天的作用如此之大，那么，是否意味着人便无所作为，只能听从于命运的摆布？答案是否定的，这又回到了天人之分：

在竹简看来，穷达取决于时运，毁誉在于旁人，这些都属于天不属于人；而一个人的德行如何，则取决于自己，与天无关，所以积极行善、完善德行才是人的职分所在，才是人应该努力追求的目标。明白了这种“天人之分”，就不应汲汲于个人的穷达祸福和现实际遇，而应“敦于反己”，只关心属于自己职分的德行，“尽人事以待天命”。所以，竹简虽然强调天对个人际遇的影响，但并没有因此否定人的活动和作用。相反，正是通过天人之分甚至对立，才显现出人之为人的无上价值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