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对《五行》的年代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有进一步认识。首先，《五行》提出“德之行”与“行”，实际是延续着孔子以来仁、礼关系这一儒学基本问题的讨论，并试图在理论上作出说明。因此，从思想的发展脉络来看，它显然是处在孔子以后孟、荀以前的儒学分化、过渡阶段。与孟、荀相比，《五行》的思想也明显具有过渡时期的二元倾向，如它一方面提出“形于内”的“德之行”，另一方面又提出“不形于内”的“行”；一方面提出自主、自律的道德实践活动——为德，另一方面又提出外在、他律的道德实践活动——为善；一方面提出直觉之知的圣，另一方面又提出经验之知的智等。而这些相对的方面，在《五行》那里多少存在着某种矛盾：既然人具有先天的道德禀赋——“德之行”，并可以由内而外，直接表现为道德行为，“五行皆形于内而时行之”，那么，为什么还要由外而内，去实践作为外在规范的“行”呢？既然圣可以“闻而知之”，可以直接发明内在君子道，为什么还要通过智去“见贤人”，集善成德，并上达君子道呢？这些《五行》均没有作出说明，或在它看来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于是这些在后儒眼里矛盾甚至对立的方面，在《五行》这里却相安无事，和平相处。而以后孟子提出四心说，认为“仁义礼智根于心”，实际是主要从内在的方面发展了“形于内”的“德之行”，而不再关注“不形于内”的“行”；荀子突出、强调礼，主张“隆礼仪而杀《诗》《书》”，则是从外在的方面继承了“不形于内”的“行”，而舍弃了“形于内”的“德之行”，《五行》的不同思想倾向也由此得以分化。认为《五行》的思想比孟子复杂，不像是孟子以前的作品，可能更多是出于主观的感受，而一旦真正深入到《五行》思想的内部，理解了其思想特点，就不得不承认，与《五行》相比，孟子的思想要更为成熟、精致。那么，《五行》有没有可能是孟、荀的折中调和派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因为从荀子对思孟的批判来看，战国后期，孟、荀两派激战正酣，形同水火，断不至于在这时出现一个折中调和派来。虽然西汉初年思想界出现了融合孟、荀的倾向，但出土竹简《五行》的乃是一战国墓，其考古年代虽可以有一定的伸缩，也决不至于可以下拉到汉代。所以把《五行》看作孟、荀之后的折中派，同样缺乏事实根据。

其次，与思想的二元倾向相应，《五行》在先秦儒学思想史中实居于过渡、分化的特殊地位，对以后的孟子、荀子均产生过影响。孟子受《五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孟子提出四心说，将仁义礼智内在化，显然即是对“形于内”的“德之行”的进一步发展。孟子重视思，把思看作反求诸己的方法和手段，与《五行》也是一致的。另外，孟子提出良知、良能，与《五行》的圣也有一定联系，至少在都是一种直觉之知上，二者是一致的。在《五行》中，圣通过“闻君子道”而可以上达天道，而孟子也提出“尽心，知性，知天”，认为发明内在道德禀赋，便可上达天道，孟子与《五行》确乎表现出某种一致性来。同样，《五行》对荀子的影响也十分明显，荀子思想以礼为核心，与《五行》“不形于内”的“行”显然具有某种联系。需要指出的是，《五行》是通过“贤人”来说明“不形于内”的“行”，“见贤人”即学习、实践“不形于内”的“行”的过程，而荀子也有同样的思想：“学莫便乎近其人。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简而不速。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荀子·劝学》）礼乐、《诗》《书》虽各有优点，但不如“近其人”来得方便，这里的“人”显然不是一般的人，而是精通礼仪、《诗》《书》的人，也即《五行》所说的贤人。此外，荀子重视智，认为“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解蔽》），并把智的范围限定在人事尤其是礼之中，显然是对《五行》圣智之论中“智”的继承和发展。学术史上虽然不存在一个思荀学派，但从思想的联系来看，子思的《五行》同样对荀子产生过启发和影响。人们津津乐道的思孟学派，其实只是孔子以后儒学思想分化、演变的一个方面，并不能概括历史的全部。实际情况是，子思以后儒学的分化乃是复合的，而不是单一的。

当然，从《五行》的内容来看，子思主要还是属于孔门后学中的主内派，与孟子的联系显然要更为密切。这不仅因为《五行》中“德之行”的内容要更为突出，更能反映其思想特点，同时还在于，《五行》的“行”与“德之行”是互相联系，互为转化的，“见贤人”与为善也是为了要进一步“闻君子道”与为德，这与荀子主张“化性去伪”，完全否定先天道德禀赋，便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前人思孟并称，将其看作前后相续的同一学派，并非没有根据，思孟学派在历史上确实存在。

另外，从《五行》用“形于内”“不形于内”来规定“德之行”与“行”来看，它与郭店竹简中的仁内义外说实际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只不过表达方式稍显特殊而已。由此可以知道，子思这位一向披着神秘面纱的人物，原来是仁内义外说的倡导者，郭店简中出现大量仁内义外的论述不是偶然的，某种意义上可能与子思一派的主张有关，同时也是儒学分化时期的思想反映。目前学术界讨论郭店简仁内义外问题时，往往倾向将其与告子联系起来，并由此否定思孟学派的存在，是值得商榷的。其实，从《五行》以及《六德》《尊德义》等篇的内容来看，郭店简的仁内义外说主要讨论的是仁内与义外的联系，认为道德实践需要从仁内与义外，也即“行于内”的“德之行”与“不形于内”的“行”两方面入手，做到二者的统一。而告子的仁内义外说则突出、强调仁内与义外的对立，认为“吾之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孟子·告子上》），以一种悖论的形式将仁内义外说的内在矛盾揭示出来。而孟子可能正是受到与告子辩论的启发，才对曾经被儒家学者广泛接受的仁内义外说进行了否定，并提出自己的仁义内在说。这样，从子思的仁内义外说到孟子的仁义内在说便呈现出一种思想上的前后联系，不过它并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道统”传授，而是学派内部思想的发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