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子游学派，不能不提到《礼记·礼运》篇。因为思想史上有《礼运》作于子游的说法，而子游又被看作与思孟属于一系。如近代学者康有为说：“著《礼运》者，子游。子思出于子游，非出于曾子。颜子之外，子游第一。”[83]“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传之子思，而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84]郭沫若也说：“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应该只是一系。孟氏自然就是孟轲，他是子思的私淑弟子。乐正氏当即孟子弟子乐正克。但这一系，事实上也就是子游氏之儒。”“《礼记·礼运》一篇，毫无疑问，便是子游氏之儒的主要经典。”[85]郭店竹简出土后，一些学者重提思孟道统问题，认为子游与思孟为一系，而《礼运》（包括《礼器》《郊特性》等篇）当为子游所作。[86]这样，《礼运》的作者与年代又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近些年不断出土的竹简材料中，虽然没有发现《礼运》一篇，但其中大量论述禅让的内容却与《礼运》存在密切联系，为我们探讨《礼运》的成书提供了可能。本节拟结合新出土的竹简材料，将《礼运》放在战国禅让思潮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力图对围绕《礼运》的种种争论性问题有一根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