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古代社会大变动时代的思想家，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思想体系，这些矛盾主要体现在他的仁、礼学说之中。一方面他“以仁发明此道”，通过仁突出了实践的主体性，提出要“志于仁”“依于仁”，以仁为最高的实践原则；另一方面，他又继承保留了周代以来的礼乐制度，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表现出对外在礼的肯定和重视。对于孔子来说，他是想通过仁、礼范畴，说明儒家所提倡的“孝悌忠信”既来自人的内心自觉，又是客观的道德规范，从而建立起内外统一的道德学说，以满足社会的需要。但无论是孔子的仁，还是孔子的礼，都是内涵复杂的概念，由于所处时代的关系，孔子没有对二者关系作出清晰的说明。一方面，他提出“人而不仁如礼何？”肯定仁是目的，礼是仁的外在形式；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克己复礼为仁”，礼又成为目的，仁是服从礼的。这样，孔子思想中便蕴涵着一种矛盾：道德实践活动到底是来自主体的仁还是依从外在的礼？与此相应，在修养方法上，是向内反省体认还是向外观察认取？对于二者，孔子似乎都有论述、都有肯定。根据对孔子思想的不同取舍和理解，便可以发展出不同的学派来。如果说，孔子生前思想中的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的话，那么在他去世后，这一矛盾则被他的弟子发展、凸显出来，形成了不同的派。从文献记载看，孔门弟子中最早立派的大概是有若与曾参。据《孟子·滕文公上》：

昔孔子没……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这是关于孔门后学立派的一条重要材料，通过这条材料我们可以了解到孔门后学分化的一些真实情况。子夏等人以为“有若似圣人（孔子）”，表明在他们看来，有子思想接近孔子[33]，是孔子的当然接班人，他们欲尊奉有子，以有子为孔门正统。值得注意的是，子夏等人在拥立有子时曾“强曾子”，这大概是因为当时曾子在孔门中已颇有影响，并对有子的正统地位不予承认，所以才有子夏等人强迫的一幕。从上述材料看，曾子并不为子夏等人所动，他的一段表白在赞扬孔子人格高大不可企及的同时，也暗讽了有子等人不自量力。从这里可以看出，孔门内部的斗争是很激烈的。

有子、曾子的立派在《论语》一书中也可找到证明。《论语》记载孔子的学生一般用字，唯独曾参和有若称子（冉有和闵子骞偶称子，又当别论）。这说明曾参、有若在孔门弟子中地位较高，是孔门弟子中较早立派者。因此，历史上一直有人主张，《论语》一书可能就是他二人的弟子纂述的。今本《论语·学而》开篇第一章记录孔子之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第二章记录有子之言：“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第四章记录曾子之言：“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二人在孔门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另外，《泰伯》篇“曾子有疾，召门弟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有有若弟子的记录，说明二人确曾立派。

有若，鲁国人，少孔子三十三岁（一说四十二岁），字子有，是孔门弟子中较为重要的一位。据《左传》记载，鲁哀公八年（前487年），吴国进攻鲁国，鲁国招募三百徒众，准备夜袭吴王的驻地，致使“吴子闻之，一夕三迁”。有若参加了这次行动，这对他在孔门中的地位可能会产生一定影响。有若还是孔门弟子中具有独到见解的人物，《礼记·檀弓上》记录有他与曾参关于孔子“丧欲速贫，死欲速朽”的一段争论。曾参听孔子讲过“丧欲速贫，死欲速朽”的话，便以为这是孔子自己的主张。有若却不以为然，认为不像是君子所言。曾参说自己和子游都听到过，有若便认为孔子这样讲一定是有原因的。子游听说此事后赞叹道：“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原来“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是孔子针对桓司马为自己制作石棺、南宫敬叔聚敛宝物的讽刺之论，并不是他自己的主张，曾子断章取义因而造成了误会。听了子游的解释，曾子询问有子：“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鲁司寇，将之荆，盖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贫也。”有子对于传闻不人云亦云，而是作出自己的分析判断，可见颇具有独立思考的精神，这在孔门弟子中也是十分突出的。他能得到子夏、子张、子游等人的拥护自然也就不奇怪了。

从一些资料来看，曾子、有子的对立可能也有思想上的原因，《礼记·檀弓下》有他们关于“晏子知礼”的讨论，反映了二人对于礼的不同理解：

曾子曰：“晏子可谓知礼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车一乘，及墓而反。国君七个，遣车七乘，大夫五个，遣车五乘，晏子焉知礼？”曾子曰：“国无道，君子耻盈礼焉。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示之以礼。”

在曾子看来，礼最为重要的是内在的恭敬之心，至于具体的仪节则可以随外在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晏子行礼时能体现出恭敬之心，所以说他是懂得礼的。有子的看法则不同，他非常重视礼的外在形式，对于“国君七个，遣车七乘，大夫五个，遣车五乘”这些等级规定尤为强调，晏子在行动中违背了这些规定，因此，不能认为他是懂得礼的。今《论语》中记载有子言论四处：“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同上）“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同上）“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从这些言论来看，有子非常重视礼的社会、政治功能。他认为“礼之用，和为贵”，礼是用来调节人们的相互关系，达到社会的和谐；但如果只是为和谐而和谐，而不以礼规范自己的行为，那同样也是行不通的。有若对礼的这种理解，与他对晏子的评价是一致的。而曾子虽然也经常谈论礼，但他更强调内省体验，强调内心的诚敬之情，认为礼的实践应以内心的自觉为条件。曾子、有子的分歧体现了道德实践中内在性和外在性的差别，这一差别与孔子仁、礼关系的问题存在着一定联系。

有若立派不久，可能因为学识不高，难以服众，孔门后学又发生分化。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若弟子向其请教：

“昔夫子当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竟不雨。商瞿年长无子，其母为取室。孔子使之齐，瞿母请之。孔子曰：‘无忧，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问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有子无法回答弟子提出的问题，因而遭到弟子的责难，其中“此非子之座也”一语表示对有子“宗师”地位的否定。这样，曾经支持有子的子夏等人可能后来也纷纷立派，孔门后学再一次分化。据《韩非子·显学》，“八派”中时间较早的有子张之儒、颜氏之儒、漆雕氏之儒；《荀子·非十二子》批评的“贱儒”有子夏氏、子张氏、子游氏，也当都曾立过派。荀子还常常提到子弓，如“圣人之不得执者，仲尼、子弓是也……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荀子·非十二子》），“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纣之世不能污。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荀子·儒效》），“仲尼长，子弓短”（《荀子·非相》）。荀子将仲尼、子弓并举，看作儒学的正统，说明子弓也曾立派。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传《易》于（商）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子弘即子弓，这一派因为有专门的学术传授，因而显得与其他学派有所不同。此外，《孟子·离娄下》说曾参有弟子“从先生者七十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澹台灭明“从弟子百人，设取予去就”，说明他们都曾立派。从这些记载来看，孔门弟子中较早立派的有有子、曾子、子夏、子游、子张、颜氏、漆雕氏、子弓等人，孔门后学的分化正是由他们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