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门后学立派的人虽然较多，但有些已不能详考[34]，有些思想上并没有多少创造，只能算是一个宗派，真正产生影响并有据可考的主要有子张、子夏、曾子、子游、子弓等人，我们探讨孔门后学的分化应主要从他们的思想入手。其中，商瞿、子弓一派主要传授《易》，《易传》的思想可能与其有一定关系，可另作讨论；就子张、子夏、曾子、子游而言，他们思想也各有侧重，反映了孔门后学分化的情况。

子张，陈国人（一说鲁人），名颛孙师，少孔子四十八岁。《论语》记载子张与孔子的问答有多处，如“子张学干禄”（《论语·为政》），“子张为十世可知”（同上），“子张问崇德辨惑”（《论语·颜渊》），“子张问士何如可谓之达”（同上），“子张问仁”（《论语·卫灵公》），以及子张问“何如斯可以从政”（《论语·尧问》）等。《论语》记载子张的言论有两处：“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论语·子张》）“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同上）谈论的都是道德修养问题，说明子张对此是十分重视的。《论语》还记载子张与子夏门人论“交”的一段文字：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论语·子张》）

子夏主张可以交往的与他结交，不可以交往的则拒绝与之来往，似来自孔子的“无友不如己者”（《论语·学而》）；而子张认为君子应该尊重贤人同时容纳大众，鼓励好人同时同情无能的人，乃是发扬孔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思想。二人理解虽然不同，但反映出他们对交往之道都是很重视的。对于子张思想的特点，孔子有个评论：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

这里的“过”与“不及”，学者往往以为是指中庸，但在早期儒学那里，中庸是源于礼的概念，指日用常行，所以这里实际是对礼的实践而言。朱熹解释此句：“子张才高意广，而好为苟难，故常过中；子夏笃信谨守，而规模狭隘，故常不及。”[35]子张一派过分强调了外在的礼节仪式，不符合生活的常道，所以说他是“过”。孔子又说：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论语·先进》）

辟，朱熹注曰：“辟，便辟也。谓习于容止，少诚实也。”[36]可见子张的特点是重视礼容仪表，可称为孔门后学的礼容派，荀子称“弟佗其冠，衶禫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荀子·非十二子》），应正是对此而言。子张对外在的礼容十分重视，对内在的仁却有所忽略，“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论语·先进》），“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同上）。“堂堂”“为难能”说明子张具有与众不同的仪容，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但在内在的仁上却有所不足，所以说他“难与并为仁”“然而未仁”。

子夏，卫国人（一说温人），姓卜名商，少孔子四十四岁。《论语》中有关子夏的记载有十八处，在孔子晚年弟子中是最多的。孔子去世后，子夏进入三晋，讲学于西河，为魏文侯师，他创立的西河之学是当时较有影响的一派。从子夏思想看，他对于礼十分重视，把礼看作修己成德的重要手段，这在他与孔子论《诗》时表现得很明显：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绘事后素”和“礼后乎”的“后”都是先后的“后”，而没有“第二位”的意思。子夏所谓“礼后乎”不是说与人的先天本质相比，礼是第二位的，而是说每一个人先天的“质”都必须在后天中经过礼的熏陶和培养[37]，这和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思想是一致的，所以孔子对子夏大为赞赏，给予很高的评价。不过，子夏对礼的重视往往流于细枝末节。他曾与子游辩论“本”“末”的问题，认为在道德实践中不应该区分什么“本”“末”，而只要从“洒扫应对进退”等小事上做起就可以了，在主体性的培养上便显得有所不足。孔子曾告诫子夏：“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应该正是对此而发。朱熹说：“孔门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规矩定，故教门人皆先洒扫应对进退。”[38]“子夏是个细密谨严底人。中间忒细密，于小小事上不肯放过，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投时好之弊，所以能流入于小人之儒也。”[39]这一分析可谓切中肯綮。

与注重外在的礼仪相应，子夏的眼光侧重于向客观世界的探求，十分注重学习。他提出“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论语·子张》），又认为“虽小道必有可观”（同上）。所谓“小道”，朱熹解释说为“农圃医卜之属”[40]，孔子认为这是君子所不为的小人之事，但子夏却十分欣赏，认为必有可观、可取之处。子夏又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这些都是子夏博学的表现和反映。需要指出的是，子夏主要是从伦理实践方面来谈知识的获得的，他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这和孔子的思想是一致的。可见，子夏在客观方面继承了孔子的“礼”，在主观方面则吸取了孔子的“智”，他重礼、博学的思想和孔子是一脉相承的。与此相反，他对仁则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和理解：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

这是以智性理解仁性，把仁归结为“博学”“切问”“近思”“笃志”等认识活动，和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命题有相似之处，这一理解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但与孔子的仁已有所不同，则是可以肯定的。

子游，吴国人（一说鲁人），名言偃，少孔子四十五岁（一说三十五岁）。《论语》提到子游有六处，两次为子游自己的言论，三次为与孔子的问答，一次为与子夏的问答。《论语》载：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论语·阳货》）

子游为鲁国武城宰，推行乐教，孔子闻之，不禁喜形于色，他的“割鸡焉用牛刀”似在说治小邑何必用大道；而子游则引用孔子“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的言论，说明自己的做法是有根据的。中国古代曾经“以乐为教育的中心”[41]，孔子对于乐也十分重视，以乐为达到政治理想的手段。“颜渊问为邦”，孔子特举出“乐则韶舞”，并将“放郑声”与“远佞人”并重（《论语·卫灵公》）；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认定乐才是人格完成的境界。子游的乐教正是对孔子政治理想在武城这个小地方加以实验，所以孔子连忙说“前言戏之耳”，对子游表示认可。子游对于礼也很重视，并有自己的理解。《礼记·檀弓下》有他与有子的对话：

有子与子游立，见孺子慕者。有子谓子游曰：“予壹不知夫丧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于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礼有微情者，有以故兴物者。有直情而径行者，戎狄之道也。礼道则不然，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矣，品节斯，斯之谓礼。”

“踊”是儒家丧礼中的一种仪节，指顿脚、跳跃，是孝子最悲痛的动作。丧礼规定，孝子踊，以三为节，称为“三踊”，即每踊跳跃三次，一共九次。有子不理解为什么要规定踊的次数，所以一直想废除它。在他看来，小孩找不到父母便开始啼哭，这正是情的自然表现，丧礼为什么不能像这样呢？子游认为礼有使人的哀情得以节制减轻的，也有故意设置衰等服物使人睹物思哀的，同样是情感的表达，听任哀情直接宣泄，那是野蛮人的方式，儒家的礼道却不是这样。人的情感有一自然的流露过程，对其进行节文，这就是礼。可见，在子游看来，礼是用来表达情感的，是情感的节文。“子游曰：丧致乎哀而止。”（《论语·子张》）居丧时充分表现悲哀就可以了，否则便是不符合礼的。所以子游谈礼不是立足于外在的政治功利，而是着眼于内在的心性，认为通过心性的陶冶、培养，便可达到天下大治，这与他的乐教思想是一致的。

子游虽然也重视礼，但与子夏等人的理解有所不同。子夏主张循序渐进，要求人们在“洒扫应对进退”等日常事务中循礼而行，这实际是把礼自外对人的约束看作成德的根本。子游的看法则不同，认为首先要确立本。《子张》篇：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子游认为修己应当先本后末，子夏一派只注重“洒扫应对进退”等礼节仪式，是舍本逐末的表现。对于什么是本，子游没有明确的说明，但不难看出，他所谓的本应该是就内在自觉性而言。朱熹说子游“敏于闻道而不滞于形器”[42]，“高爽疏畅，意思阔大”[43]，正说明这一点。子夏不同意子游的观点，他认为本、末是不可以截然分开的，“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要把二者截然分开，也许只有圣人才能做到。所以对于一般人来说，就不应一味地去区分什么本与末，而只要从“扫洒应对进退”做起就行了。可见，子游、子夏在如何实践礼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子游更重视内在性的一面，而子夏则关注具体的外在礼仪，这两派的争论对以后儒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曾参，字子舆，鲁国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在世时，曾参由于年少，入师门较迟，未能如子路、子贡等人经常参与讨论问题，在孔门弟子中地位不高。孔子去世后，孔门弟子纷纷前往他国，而曾子却留在鲁国，并终老于此，成为洙泗之学的正宗传人，声誉、地位大大提高起来。《论语》一书记载曾子言论十三处，且十分重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孔子以为他能传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孝经》是否为曾子所作，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但曾子对孝道十分重视则是事实。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慎终是指办理父母的丧事要认真慎重，追远指祭祀祖先要虔诚，两件事都属于孝的范围；做好了这两件事就可以使民风淳厚，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曾子又说：“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论语·子张》）自致是指真情的充分表露，这种真情的表露只有在亲丧时才会真正出现，朱熹引尹氏曰：“亲丧固所自尽也，于此不用其诚，恶乎用其诚。”[44]说明孝乃是天性之诚。孔子所说的孝又往往与仁有关，仁即是孝的扩充。曾子由孝出发，对仁也十分重视。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把实现仁看作值得全力以赴、生死以求的大事，表现了对仁的高度重视。又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这是从个人进德修业的角度，说明时刻不忘追求仁。孔子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又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可见，曾子对孔子的仁是颇有体会的，并深得其精要。曾子还以“忠恕”解释“夫子之道”，表达了他对孔子思想的特独理解。《论语·里仁》篇载：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忠恕”是孔子的一个重要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为“恕”，“己欲立而立人”为“忠”。我们知道，孔子“一以贯之”的“一”应该是指“仁”，并不等同曾子所说的“忠恕”。但在孔子的诸多言论中，“忠恕”又确实是较接近仁的。曾子以“忠恕”言“夫子之道”，正反映了他对孔子仁的重视。

曾子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不忠乎？与朋友交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作为一种修养方法，曾子的“三省吾身”主要是通过对行为的及时检讨和反省，达到内心的自觉，它的特点是向内下功夫，而不重视外在的具体事为。孟子曾用孟施舍之勇与北宫黝之勇的不同，对此进行了说明。他说，北宫黝养勇的方法是在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面前都要做到无所畏惧；而孟施舍养勇的方法则不是这样，他只需培养“无惧”之心，有了这“无惧”之心，在每一件事上、每一个人面前自然也就无所畏惧。孟子认为“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孟子·公孙丑上》）。这也就是说，曾子注重在内心上下功夫，子夏却在每一件事上下功夫，曾子的方法可以称作“守约”，子夏的方法则是“博学”。曾子强调要通过内省培养人格、气节，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他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泰伯》）以后孟子提出的“养心”“养气”说，和曾子的“内省”无疑具有内在联系。后人将曾子与子思、孟子联系起来，看作是后者思想的一个来源，应该是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