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学者研究，仁字出现较晚，甲骨、西周金文中还没有发现仁字，仁字也“不见于虞夏商《书》及《诗》三颂、《易》卦爻辞之内，似周初有此言而尚无此字”[2]。仁字出现于何时虽不清楚，但似与人类发展一定阶段的自我反省和认识有关。先秦典籍中常有“仁者，人也”的说法（见《礼记·表记》《中庸》及《孟子》等书），应是对仁之本义的基本训释。所谓“仁者，人也”是说，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和特征，也就是说，具有了仁才能成其为人。人不同于其他动物的地方在于，他不是满足、停留于自然、本能的生活，也不仅仅是在消极地适应环境中求得自身的生存，人之为人就在于他在满足了生命的基本需求之后，更进一步对生命的意义发生追问：到底什么是人？如何才能真正成为人？这种对生命意义的探询及回答，往往决定了一文化后来的发展和方向。仁无疑就是古代先民对这一问题的初步思考，是在这一思考中提出的基本概念。孔子及其儒家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探索，通过仁提出更为系统的理论学说，从而使仁成为孔子及其儒学的核心概念，一部儒学史某种程度上即是对仁的诠释历史，“孔门之学，求仁之学也”。

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

这是武王姬发身患重病，周公旦告祭“三王”（注：指太王、王季、文王），要求代武王死时的言论。其中，“予仁若考”一句，后人或解释为“我周公仁能顺父”（《伪孔传》），或认为是“周公言，我仁顺祖考”[5]。但如有学者分析的，“予仁若考”一句，与“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一样，是周公自认为优于武王，更适合侍奉祖考的原因，所以应限定于容貌、举止、能力等内容，若包括内在的德性，便有自我夸耀的嫌疑。“予仁若考”应是说，我的容貌气质很像祖考[6]，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解释。这样，《尚书》中唯一一见的仁字（不包括《古文尚书》），便可与《诗经》统一起来。不过，从仁字后来的用法看，主要还是一种道德含义。因为，“人之为人”就在于他是一种道德的动物，在于他追求一种道德的生活，并在这种生活中塑造、完善自己，正是在这一点上，人将自己与其他动物从本质上区别开来。所以由崇拜容貌、气质、力量，进一步发展为道德的自觉、自反，便是一个民族的心灵走向成熟的反映。

根据《左传》《国语》的记载，虽然对容貌、力量的关注仍是春秋贵族间较为流行的风气[7]，但这时已不与仁发生联系。春秋时期的仁，已完全是一道德的概念，并被赋予了多重含义。如果说，西周的“德”主要还是个宗教概念，“有德”也只是少数统治者的特权的话，那么，春秋的“仁”便具有了更多的人间性，并扩及大多数人的范围之中。春秋时期关于“人之为人”的思考，主要是通过仁展开的。从文献看，当时仁常常被用来指称、评价人的行为，如，“以君成礼，弗纳于**，仁也”（《左传·庄公二十二年》），“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左传·成公九年》），“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左传·哀公七年》）。一种行为被称为“仁”，便意味着它是被社会共同体所认可、承认的，同时也是值得人们去实践、完成的。同样，一种行为若被称为“不仁”，如，“背施，无亲；幸灾，不仁”（《左传·僖公十四年》），“乘人之约，非仁也；灭宗废祀，非孝也”（《左传·定公四年》），“以怨报德，不仁”（《国语·周语中》）便意味着它是不被人们观念所接受的，也是不应该去做的。而一种行为之所以被称为“仁”，除了所体现的人道精神外，还在于其有益于社会的整体利益。后者也是“仁”的一个重要内容，如，“夫仁者讲功……无功而祀之，非仁也”（《国语·鲁语上》），“畜义丰功谓之仁”（《国语·周语中》），“为仁与为国不同。为仁者，爱亲之谓仁；为国者，利国之谓仁”（《国语·晋语一》），“度功而行，仁也；择任而往，知也”（《左传·昭公二十年》）。这说明，春秋时期的仁更多地包含了对利益的思考，有益于社会整体利益的人和行为，才可称为“仁”。孔子谈论仁，有两个明确的说法，一是“爱人”（《论语·颜渊》），一是“克己复礼为仁”（同上）。其实这二者在孔子以前已有所反映，前者如“爱人能仁”（《国语·周语下》）、“仁人之心”（《左传·昭公元年》）等，后者如《昭公十二年》记“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志》，古书也。说明“克己复礼，仁也”乃是古已有之的观念，所谓“克己”，是说要克除己身中私欲、缺点等不利于实现仁的内容，而“复礼”则是要恢复礼乐的文明秩序。所以，春秋时期的仁是个内涵较为复杂的概念，除了指“爱人”“利国”之外，它还表示个人自我克制、自我完善的实践过程，也就是说，仁最终要落实于个人的修养、品质之中。故在古人看来，“体仁足以长人”（《左传·襄公九年》），只有体会、理解了仁，才能真正成长为人。所以，当时人们常常用“仁”或“不仁”来评价一个人，如“目夷长且仁，君其立之”（《左传·僖公八年》），“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称一个人为“仁”，便是对他做人的极大肯定，认为其真正成为了人。同样，称一个人为“不仁”，便是对他的批评和否定，认为他还不配称为人。因此，“仁者，人也”的说法虽然可能是后人的概括，但其反映的思想则应该出现得更早，从西周春秋时人们对“仁”的理解来看，显然已包含了这一思想。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子贡入，子曰：“赐！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对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颜渊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颜渊对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子矣。”（《荀子·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