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戴震的语言哲学思考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语言哲学纲领与方法，开始了利用文字、词汇、语言的新工具从事哲学思考的语言学转向，那么，其后学如段玉裁、高邮王氏父子、阮元等人则进一步对通道之“字”的新工具进行锻造，在更加精细的经典训诂层面追寻经典的原义，从而实现对经典原义的还原。如何彻底地实现对古代经典意义的还原呢？那就必须找到经典的关键词的“本义”，这样才能真正地获得经典的原初意义。所以，阮元说：“古圣人造一字必有一字之本义，本义最精确无弊。”[221]

他在辨别“佞”与“仁”二字的意思时说：“是故解文字者，当以虞夏商周初、周末分别观之。”[222]阮元注意到文字意义的历史演变过程，在文字、语言与经典意义的解释与研究过程中，体现了历史主义的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戴震过于重视语言的共时性特征，相对忽视语言的历时性特征的偏颇。简括地讲，阮元追求本义的历史还原主义思想是通过“因音求义”和崇尚汉人古训的方法来实现的。

（一）“古字义随音生”

但若“财成”一词如王引之所言，即“成”字，则阮元此考据又成了新问题。

在《释门》篇，阮元说道：

上述新思想的出现，全是依托音训方法。由此可见，乾嘉时期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确给该时代的哲学思考提供了新的活力。

（二）崇尚“汉人之诂”的复古主义方法

对于文字训诂标准的选择问题，阮元的思想中有崇尚古人的复古主义方法与“实事求是”超越时空的本质主义学术理想的矛盾。他一方面说：“余以为儒者之于经，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从注可，违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贾义疏之例也。歙程易田孝廉，近之善说经者也，其说《考工》戈、戟、钟、磬等篇，率皆与郑注相违，而证之于古器之仅存者，无有不合，通儒硕学咸以为不刊之论，未闻以违注见讥。盖株守传注，曲为附会，其弊与不从传注凭臆空谈者等。夫不从传注凭臆空谈之弊病，近人类能言之，而株守传注曲为附会之弊，非心知其意者未必能言之也。”[228]另一方面他又说：“两汉经学所以当尊行者，为其去圣贤最近，而二氏之说尚未起也。……吾固曰，两汉之学纯粹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229]

他甚至简单地从历史时间的角度出发，论证汉人的训诂具有可靠性。他说：“汉人之诂，去圣贤为尤近，譬之越人之语言，吴人能辨之，楚人则否，高、曾之容体，祖、父及见之，云、仍则否，盖远者见闻终不若近者之实也。……谓有志于圣贤之经，惟汉人之诂多得其实者，去古近也。”[230]

这一崇尚汉人训诂的思想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实事求是”哲学主张的积极意义。并使他的哲学方法论与其哲学目标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而阮元思想中存在的这一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以惠栋为代表的“吴学”与以戴震为代表的“皖学”两者之间的学术目标不同所导致的。“吴派”唯汉是崇，而“皖派”重视求真求是。阮元想调和两派的思想，因而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出现了顾此失彼的现象。

以戴震、段玉裁、焦循、阮元等为代表的18世纪中国哲学，通过语言分析，以及典章制度的研究，以“人文实证主义”的方法重新阐释原始儒家的思想，从而达到对官方提倡的程朱理学的批判。其理论贡献主要有两点。第一，将中国传统哲学以求善为目标的思维方式，转向了以“求真”为目标的思维方式。“实事求是”成为那个时代的主要精神努力的方向。“求真”精神为日后中国知识阶层接受现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提供了思想的温床。尽管这种精神努力方向与同时期西方社会兴起的以自然科学为主体的“求真”思潮相比，并没有带来更加巨大的社会变化。第二，在这一精神努力方向的指引下，传统的语言学（广义的，包括语文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文字学、音韵学、版本学、校勘学的发展，使得这一时期的文献整理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而且，乾嘉末期的金石学的兴起与发展，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甲骨文、金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学术与思想的基础。很多传统经典经过这一时期学者的整理、校对，由以往的不可卒读变成了文从字顺的善本图书，为19、20世纪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供资借的文本。

当然，18世纪中国哲学的实证化倾向，其自身也有弊病，特别是乾嘉学术的后期，很多学者陷入了细枝末节的考证之中，思想光芒逐渐减弱。像阮元、段玉裁、高邮王氏父子，其哲学思想远逊于戴震，基本上没有多少突破，有些地方还有很大的倒退。不过历史的发展总会有自己的内在逻辑。正当乾嘉考据学走向衰落的初期，清代的“公羊学”却在悄然兴起。作为清代由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转化的关键人物龚自珍，其语言哲学及其思想的转化，恰好预示着乾嘉考据学的自我转化。这是历史的偶然呢，还是透过这一偶然的历史人物显示了某种历史的必然呢？

[1] 《经韵楼集》卷四，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434册，62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下所引皆以《续修四库全书》版本为底本。《经韵楼集》共十二卷，卷一至卷四收录在《续修四库全书》第1434册中；卷五至卷十二收录在《续修四库全书》第1435册中，下不再注出。

[2] 《娱亲雅言序》，见《经韵楼集》卷八，75页。

[3] 《娱亲雅言序》，见《经韵楼集》卷八，75页。

[4] 《娱亲雅言序》，见《经韵楼集》卷八，75页。

[5] 《左传刊杜序》，见《经韵楼集》卷四，626页。

[6] 《周礼汉读考序》，见《经韵楼集》卷二，589页。

[7] 《江氏音学序》，见《经韵楼集》卷六，27页。

[8] 《经韵楼集》卷六，71页。

[9] 《六书说》，见《说文解字注》第十五卷下，83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0] 《古异部假借转注说》，见《说文解字注》第十五卷下，832页。

[11] 《古音义说》，见《说文解字注》第十五卷下，816页。

[12] 《经义杂记序》，见《经韵楼集》卷六，72页。

[13] 《经义杂记序》，见《经韵楼集》卷六，72页。

[14] 《经韵楼集》卷四，625页。

[15] 《“在明明德，在亲民”说》，见《经韵楼集》卷二，616页。

[16] 《〈大学〉“此之谓自谦郑注”释》，见《经韵楼集》卷三，617～618页。

[17] 《经韵楼集》卷四，634页。

[18] 《经韵楼集》卷四，634～635页。

[19] 《聘礼辞曰非礼也，敢对曰非礼也？敢》，见《经韵楼集》卷二，593页。

[20] 《“在明明德，在亲民”说》，见《经韵楼集》卷二，616页。

[21] 《“在明明德，在亲民”说》，见《经韵楼集》卷二，616页。

[22] 《“在明明德，在亲民”说》，见《经韵楼集》卷二，616～617页。

[23] 《周礼汉读考序》，见《经韵楼集》卷二，589页。

[24] 《孟子“圣之于天道也”说》，见《经韵楼集》卷四，634～635页。

[25] 《春秋经“杀”“弑”二字辨别考》，见《经韵楼集》卷四，620～621页。

[26] 《晋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齐》，见《经韵楼集》卷四，623页。

[27] 《君母弑君当书弑论》，见《经韵楼集》卷四，624页。

[28] 《君母弑君当书弑论》，见《经韵楼集》卷四，624页。

[29] 《经韵楼集》卷四，627页。

[30] 《说文解字注》一篇上，15～16页。

[31] 比较代表性的专门研究成果有：陈居渊的《焦循阮元评传》，赖贵三的《台海两岸焦循文献考察与学术研究》，刘建臻的《焦循著述新证》等。其他的思想通史，明清思想史、哲学史和学术史等均有专门章节涉及焦循的思想与学术成就。

[32] 最近，日本学者山口久和在其所著的《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王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中，对章学诚思想中重视研究者主体性的思想有比较充分的阐发，值得重视。

[33] 参见吴根友：《言、心、道——戴震语言哲学的形上学追求及其理论的开放性》，载《哲学研究》，2004（11）；《乾嘉时代的“道论”思想及其哲学的形上学追求》，《儒教文化研究》第九辑，首尔，韩国成均馆大学，2008；《试论阮元哲学思考的语言学路径及其得失》，载《哲学研究》，2008（9）；《试论戴震的语言哲学思想》，载《中国哲学史》，2009（1）；《段玉裁的“求是”精神与其语言哲学思想》，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

[34] 章学诚：《与周永清论文》，见《文史通义新编新注》，726页。有关此一问题的论述，可以参见[日]山口久和：《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王标译，169～26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5] 《随园诗话》卷五，见《袁枚全集》第三册，141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36] 龚自珍的典型论述有：“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羽毛肖翘，我理造文字语言，我气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别造伦纪。”（《壬癸之际胎观第一》，见《龚自珍全集》，12～1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

[37]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5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8] 《雕菰集》卷十，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489册，204～20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案：下所引《雕菰集》皆出于此版本，不再具体注出）。

[39] 《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见《雕菰集》卷十三，246页。

[40] 《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见《雕菰集》卷十三，246页。

[41] 《周易用假借论》，见《雕菰集》卷八，188页。

[42] 参见张其昀：《“说文学”源流略》一书第三编第七章第二节——“转注、假借之论考”，229～251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43] 此一做法，颇类似章学诚将“易学”中“象”概念进一步哲学化，形成了他特有的“象”论。章氏提出了“天地自然之象”和“人心营构之象”的两种类型的“象”，并揭示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章氏认为，哲学意义上的“象”与诗歌艺术中的审美之“象”互为表里：“《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章学诚还进一步从“象”论出发，来沟通儒佛道三教的在实施社会教化方面的可沟通性。见《文史通义新编新注》，16～19页。

[44] 《周易用假借论》，《雕菰集》卷八，189页。

[45] [汉]司马迁：《史记》，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46] 《周易王氏注》，见《雕菰集》卷十六，281～282页。

[47] 《说方下》，见《雕菰集》卷八，199页。

[48] 《说隅》，见《雕菰集》卷八，200页。

[49] 《说权四》，见《雕菰集》卷十，201～202页。

[50] 《与朱叔堂兵部书》，见《雕菰集》卷十三，238～239页。

[51] 《寄朱休承学士书》，见《雕菰集》卷十三，239～240页。

[5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6页。

[53] 《加减乘除释自序》，见《雕菰集》卷十六，287页。

[54] 《毛诗郑氏笺》，见《雕菰集》卷十六，284页。

[55] 《易有大极》，见《易通释》卷二十。转引自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554页。

[56] 《厉》，见《易通释》卷二。转引自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555页。

[57] 转引自赖贵山：《台海两岸焦循文献考察与学术研究》，263页，台北，文津出版社，2008。

[58] 此为笔者借用明人陈第的“旁证”说而新创的一种说法。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清学史二种》，10页）论顾炎武治学方法时说，顾氏在治音韵学时，先列出本证，继列出旁证。经后人考证，此为梁氏所误记，治音韵学时，首先提出运用本证、旁证法的作者是明代学者陈第。

[59] 《论语通释自序》，见《雕菰集》卷十六，281页。

[60] 《辨学》，见《雕菰集》卷八，177～178页。

[61] 《与王钦莱论文书》，见《雕菰集》卷十四，258～259页。

[62] 《述难四》，见《雕菰集》卷七，175页。

[63] 《述难五》，见《雕菰集》卷七，175～176页。

[64] 《古史钩沈论二》，见《龚自珍全集》，2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65] 参见孙伟平：《事实与价值：休谟问题及其解决尝试》，1～2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66] [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等译，7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67] 张一兵：《科学、个人知识与意会认知——波兰尼哲学评述》，见[英]迈克尔·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代译序》，王靖华译，1～30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8] [英]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的知识·前言》，许泽民译，2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

[69] [英]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的知识·前言》，许泽民译，3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页。

[70] [德]马克斯·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艾彦译，67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71] 《知识社会学问题》，71页。

[72] 有关王念孙、王引之在清代训诂学、校勘学方面的突出贡献，可以参看薛正兴先生的《王念孙 王引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一书。本节不再重复该著作中列举出的各种贡献清单，而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尤其是古典人文知识增长的角度来考察王氏父子在清代语文学中的新贡献，并从现代语言学与知识谱系的角度分析其研究成果的不足之处。而有关王念孙在古汉语语法方面做出的贡献，可以参看张先坦博士的《读书杂志名法观念研究》（巴蜀书社，2010年）一书。该书将语法学与语法观念区分开来，认定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一书中已经具备了语法观念，从而在疏通经典广义方面能度越前贤，使很多古代经典中的疑难问题经过他的解释涣然冰释。

[73] 《戴震全书》第七册，8页。

[74] 《王石臞先生遗文卷二》，见[清]王念孙等：《高邮王氏遗书》，130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75] 《王石臞先生遗文卷二》，见[清]王念孙等：《高邮王氏遗书》，130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76] 此处权借“封建化”概念，以说明当时满族社会由游牧生产、生活方式转向以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的过程。由于目前还找不到更加简明、恰当的说法，故暂用此旧概念。

[77] 《广雅疏证序》，见[清]王念孙：《广雅疏证》，2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78] [清]王引之：《经义述闻》，2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79] 王力：《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三册，356～35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80] 《广雅疏证序》，见《广雅疏证》，1页。

[81] 薛正兴：《王念孙 王引之评传》，174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82] 薛正兴：《王念孙 王引之评传》，175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83] 参见王国维：《高邮王怀祖先生训诂音韵书稿叙录》，见《观堂集林》卷八，397～3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84] 《王念孙 王引之评传》，178页。

[85] 《王念孙 王引之评传》，178页。

[86] 《王念孙 王引之评传》，178页。

[87] 赵振铎：《读书杂志·弁言》，见[清]王念孙：《读书杂志》，11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88] 薛正兴：《高邮王氏遗书·弁言》，见《高邮王氏遗书》，2页。

[89] 薛正兴：《高邮王氏遗书·弁言》，见《高邮王氏遗书》，3页。

[90] 《高邮王氏遗书》，67页。

[91] 《高邮王氏遗书》，67页。

[92] 《高邮王氏遗书》，67～68页。

[93] 《高邮王氏遗书》，68页。

[94] 《高邮王氏遗书》，67页。

[95] 《释大》第二，见《高邮王氏遗书》，69页。

[96] 《广雅疏证》，4页。

[97] 《广雅疏证》，4页。

[98] [清]王念孙：《读淮南子杂志书后》，见《读书杂志》，288页。

[99] [清]王念孙：《读淮南子杂志书后》，见《读书杂志》，471页。

[100] [清]王念孙：《读淮南子杂志书后》，见《读书杂志》，967页。

[101] 《读书杂志》，446页。

[102] 《读书杂志》，627页。

[103] 《读书杂志》，100页。

[104] 《读书杂志》，76页。

[105] 《读书杂志》，317页。

[106] 《读书杂志》，631页。

[107] 《读书杂志》，2页。

[108] 《读书杂志》，111页。

[109] 《读书杂志》，545页。

[110] 《读书杂志》，119页。

[111] 《读书杂志》，640页。

[112] 《读书杂志》，535页。

[113] 《读书杂志》，435页。

[114] 《读书杂志》，115页。

[115] 《读书杂志》，118页。

[116] 《读书杂志》，691页。

[117] 《读书杂志》，603页。

[118] 《读书杂志》，543页。

[119] 《读书杂志》，524页。

[120] 《读书杂志》，569页。

[121] 《读书杂志》，150页。

[122] 《读书杂志》，150页。

[123] 《读书杂志》，967页。

[124] 《读书杂志》，111页。

[125] 《读书杂志》，601～602页。

[126] 《读书杂志》，642页。

[127] 《读书杂志》，962页。

[128] 《读书杂志》，965～966页。

[129] 薛正兴在《王念孙 王引之评传》一书中多次所指出现代词典的编辑者与古籍校注者沿袭旧错误，而对王氏父子的研究成果未加吸收的现象。

[130] [清]龚自珍：《龚自珍全集》，25～2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31] 《龚自珍全集》，2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32] 《龚自珍全集》，147～148页。

[133] 《龚自珍全集》，148页。

[134] 《龚自珍全集》，148页。

[135] 《经义述闻》，726页。

[136] 《经义述闻》，727页。

[137] 《经义述闻》，272页。

[138] 《经义述闻》，728页。

[139] 《经义述闻》，730～731页。

[140] 《经义述闻》，733页。

[141] 《经义述闻》，738页。

[142] 《经义述闻》，730页。

[143] 《经义述闻》，740页。

[144] 《经义述闻》，772页。

[145] 《经义述闻》，772～774页。

[146] 《经义述闻》，737页。

[147] 《经义述闻》，741页。

[148] 《经义述闻》，741页。

[149] 《经义述闻》，756～761页。

[150] 《经义述闻》，761页。

[151] 《经义述闻》，744页。

[152] “缘词生训者，所释之义，非其本义。”见《戴震全书》第六册，378页。

[153] 《经义述闻》，744页。

[154] 《经义述闻》，744页。

[155] 《经义述闻》，751页。

[156] 《经义述闻》，747页。

[157] 《经义述闻》，747～751页。

[158] 《经义述闻》，749页。

[159] 《经义述闻》，749页。

[160] 《经义述闻》，751页。

[161] 《经义述闻》，776～777页。

[162] 《经义述闻》，778页。

[163] 《经义述闻》，780页。

[164] 《经义述闻》，778～780页。

[165] 《经义述闻》，780页。

[166] 《经义述闻》，780～781页。

[167] 《经义述闻》，787页。

[168] 《经义述闻》，787页。

[169] 《经义述闻》，787页。

[170] 《经义述闻》，787页。

[171] 《经义述闻》，195页。

[172] 《经义述闻》，781页。

[173] 《经义述闻》，781页。

[174] 《经义述闻》，781页。

[175] 《经义述闻》，782页。

[176] 《经义述闻》，783页。

[177] 《经义述闻》，783页。

[178] 《经义述闻》，783页。

[179] 《经义述闻》，783页。

[180] 有学者认为，王引之在《经传释词》一书中已经“具有一定的从语法角度训释词义的思想，而且也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因此可以说，《经传释词》是一部优秀的训诂书，也是一部重要的语法书。”（参见薛正兴：《王念孙 王引之评传》，331页。）非常遗憾的是，薛氏著作对于《经传释词》一书在清代语文学方面的贡献估计不足。他从训诂学的角度来评价王引之这部书的学术贡献，并不足以发掘该书在古典人文知识方面所具有的极高价值。

[181] [清]阮元：《经传释词·序》，见[清]王引之：《经传释词》，1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182] [清]阮元：《经传释词·序》，见[清]王引之：《经传释词》，1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183] [清]阮元：《经传释词·序》，见[清]王引之：《经传释词》，2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184] 《经传释词》，107页。

[185] 《经传释词·弁言》，2页。

[186] 《经义述闻》，770页。

[187] 《经义述闻》，771页。

[188] 《经义述闻》，378页。

[189] 《经义述闻》，772页。

[190] 《经义述闻》，523页。

[191] 有关西方哲学“语言转向”问题，参见王路：《走进分析哲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192] 《龚自珍全集》，225～226页。

[193] 如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中虽然论述了阮元的研究方法与文化史观，但由于他的哲学观的影响，并没有看到阮元借助语言学工具从事哲学思考的特征，反而认为阮元并不是一个哲学家。王茂等人合著的《清代哲学》一书虽然承认阮元有哲学思想，并着重论述了其新的仁学思想，但对其哲学思考的语言学法方法几乎没有触及。陈居渊在《阮元评传》中对阮元思想与学术的地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重塑乾嘉经学典范式的人物，但对其通过语言学方法从事哲学思考的特征也未给予关注。

[194] 所谓广义的语言学，即将语文学也看作语言学的一个部分。相关论述可以参见索绪尔著《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洪堡特的《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姚小平主编并译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等著作。

[195] 《西湖诂经精舍记》，见[清]阮元：《揅经室集》（上），547～54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196] 《论语一贯说》，见《揅经室集》（上），53页。

[197] 《论语一贯说》，见《揅经室集》（上），53页。

[198] 《论语一贯说》，见《揅经室集》（上），53～54页。

[199] 《大学格物说》，见《揅经室集》（上），54～55页。

[200] 《释门》，见《揅经室集》（上），33页。

[201] 《拟国史儒林传序》，见《揅经室集》（上），36页。

[202] 《释心》，见《揅经室集》（上），5页。

[203] 《揅经室集》（上），235页。

[204] 《释顺》，见《揅经室集》（上），26页。

[205] 《释顺》，见《揅经室集》（上），29页。

[206] 《揅经室集》（上），6页。

[207] 《释达》，见《揅经室集》（上），29页。

[208] 《释达》，见《揅经室集》（上），30页。

[209] 《释相》，见《揅经室集》（上），34页。

[210] 《揅经室集》（上），211页。

[211] 《释敬》，见《揅经室集》（下），1016～1017页。

[212] 《〈论语〉论“仁”论》，见《揅经室集》（上），176页。

[213] 《〈论语〉论仁论》，见《揅经室集》（上），178～179页。

[214] 《〈论语〉论仁论》，见《揅经室集》（上），181页。

[215] 《〈论语〉论仁论》，见《揅经室集》（上），182页。

[216] 《〈论语〉论仁论》，见《揅经室集》（上），183页。

[217] 《性命古训》，见《揅经室集》（上），230页。

[218] 《性命古训》，见《揅经室集》（上），213～214页。

[219] 《性命古训》，见《揅经室集》（上），217页。

[220] 《性命古训》，见《揅经室集》（上），235页。

[221] 《释敬》，见《揅经室集》（下），1016页。

[222] 《释佞》，见《揅经室集》（下），1013页。

[223] 《释矢》，见《揅经室集》（上），25页。

[224] 《释矢》，见《揅经室集》（上），22～23页。

[227] 《释门》，见《揅经室集》（上），31页。

[228] 《焦里堂循群经宫室图序》，见《揅经室集》（上），250页。

[229] 《国朝汉学师承记序》，见《揅经室集》（上），248页。

[230] 《西湖诂经精舍记》，见《揅经室集》（上），547～5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