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降，对于高邮王氏父子学术成果的研究逐渐升温。特别是引进西方的语言学科之后，从语言的角度研究王氏父子的论文、著作也逐渐增多。薛正兴的《王念孙 王引之评传》、张先坦的《读杂志句法观念研究》、王章涛的《王念孙 王引之年谱》等著作，都是近二十年来研究高邮王氏父子学术与生平的精专之作。然而，从泛化的哲学思想史角度，特别是从人文知识的角度来研究王氏父子学术成果的论文还是十分稀少的，而论著则可以说暂付阙如。当然，一些训诂学专著，汉语史、中国语法史之类的著作，还有评传之类的著作也从各自学科或特殊的写作角度肯定了王氏父子的学术贡献，有助于我们从人文知识增长的角度把握王氏父子的特殊贡献。本节则着重从泛化的哲学史观出发，以人文知识的增长观念为核心，来考察王氏父子的学术贡献。在材料的使用上，以及一些具体的说法上与语言学研究诸成果或有重复之处，然而，我们的着眼点是不相同的。笔者希望借助此独特的视角，对王氏父子的语言学研究成果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做出新的阐发。

如众所知，现代哲学认识论非常重视事实与价值之分别，从而在事实描述与规范判断之间确立了一道明确的分界线，[65]也间接地在科学与人文学之间确立了一道明确的分界线。一般而言，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是以研究事实为其主要任务的。科学的任务在于“求真”，应当是现代人的基本共识。然而，科学的“求真”活动也服从于人类向善、致美的要求。在政治对人类生活有绝对影响的时代，科学的“求真”活动与政治家们的政治理想追求有密切的关联。

事实与价值之分，虽然主要起源于现代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得益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突飞猛进，然而也不是在现代社会突然出现的人类精神现象。至少，就中国古代哲学而言，《易传》中天文与人文的区别，庄子哲学中的知天与知人的区别，乾嘉时期戴震的哲学思想体系里实体实事与纯粹美好两种概念的区别，都可以看作事实与价值区分的中国式的表达。明末清初方以智的哲学体系里对于知识的分类，即质测之知、通几之知与宰理之知，均体现了中国哲学人对于知识类型的思考。17世纪以来现代西方哲学的显著特征之一是知识论的发达，对于知识的分类理论更是不胜枚举，仅以当代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迈克尔·波兰尼和马克斯·舍勒三人的知识分类观点来看，当代西方哲人对于“何谓知识”的问题，就是意见纷呈的。波普尔在“三个世界”理论的基础上，将知识分成两类，主观的知识与客观的知识。所谓主观的知识，“即某些认识主体所具有的知识”，是“依赖于世界3”的知识，“即依赖于语言表述的理论”。而所谓客观知识，即“由我们的理论、推测、猜想的逻辑内容（我们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加上我们遗传密码的逻辑内容）构成”。[66]

迈克尔·波兰尼则站在后批判主义的立场，对于所谓普遍的、客观的科学知识进行批判，提出了“个人的知识”新观念，将知识看作与个人的信仰、寄托有关的一种意识与认知活动，其中还包括那些无法言传的“默会的知识”（或意会的知识），从而提出了一种广义的知识论。[67]他认为：“个人知识是一种求知寄托，也正因为如此，它具有内在的冒险性。只有那些有可能是虚假的肯定才能被说成是传达了这种客观知识。”[68]波兰尼坚持认为：“在每一项识知行为中，都融进了一个知道什么正在被识知的人之热情洋溢的贡献；而这一系数绝不是单纯的美中之不足，而是他的知识的有机组成部分。”[69]

马克斯·舍勒认为：“所有人为的知识和更加高级的实证知识—历史知识——无论它是关于拯救的知识、关于教养的知识、还是实证方面的造诣，无论它是宗教知识还是形而上学知识，无论它是理论知识还是关于‘价值观’的知识——都是‘关于这个世界的自然的观点’。”[70]舍勒根据知识的人为性程度的高低将知识分成七种类型：“1.作为宗教知识、形而上学知识、自然知识、还有历史知识的未曾分化的初步形式的神话和传说；2.隐含在（与习得的、富有诗意的、或者技术性的语言形成对照的）日常自然语言之中的知识——威廉·冯·洪堡通过其对语言和世界观之诸“内在”形式的研究，已经勾勒出了这种知识的轮廓[芬克和沃斯勒（Finck und Vossler）近来也做到了这一点]；3.以其各种各样的固定层次——从虔敬的、充满感情的、含糊不清的直观，一直到神职人员的教会之诸固定不变的教义——表现出来的宗教知识；4.神秘知识的各种基本形式；5.哲学——形而上学的知识；6.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实证知识以及人文学科；还有7.技术方面的知识。”[71]

本节并不想对古今中外有关知识的理论做一系统研究，而仅是以此为引子，导出我们的知识观，并试图从知识谱系的认识论视角出发，来讨论乾嘉学术中语文学研究成果如何作为一种古典人文知识来看待，从而在新视角下来考察乾嘉学术的当代社会价值。而我们所提出的“古典人文知识”的概念，在学术史上也具有自己的理论合理性与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