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以上分析可知，焦循“性灵”经学的理论主张与其“人文实证主义”方法所表现出的历史还原主义的思想倾向，这二者之间其实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张力。一方面，“性灵”经学要求研究者在经学研究过程中表达出尊重研究者个体主体性的思想倾向，另一方面，在乾嘉时期普遍重视学术研究客观性的历史潮流下，焦循又不能不受这个时代潮流的影响。他还不敢，也不可能将研究者的个体主体性强调到后来龚自珍“唯我论”所强调的那样高度。而最为集中而又鲜明地体现焦循思想体系中重视经学研究者主体的个性与尊重经典的客观原义这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在于他的学术分类与文章分类的广义知识分类学的思想之中。

（一）学术分类与传统经学研究中的学问分类雏形

就学术分类问题而言，乾嘉学者多持三分法，如戴震分为辞章、义理、考据。焦循则将学术分成五种类型，并进一步认定，这五种学问当以人的性情特质来加以选择，以发挥研究者的长处，而且，他还告诫学者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各自学问之所长与所短。他说：

今学经者众矣，而著书之派有五：一曰通核，二曰据守，三曰校雠，四曰摭拾，五曰丛缀。此五者，各以其所近而为之。通核者，主以全经，贯以百氏，协其文辞，揆以道理，人之所蔽，独得其间。可以别是非，化拘滞，相授以意，各慊其衷。其弊也，自师成见，亡其所宗，故迟钝苦其不及，高明苦其太过焉。据守者，信古最深，谓传注之言坚确不易，不求于心，固守其说，一字句不敢议，绝浮游之空论，卫古学之遗传。其弊也，跼蹐狭隘，曲为之原，守古人之言而失古人之心。……丛缀者，博览广稽，随有心获，或考订一字，或辨证一言，略所共知，得未曾有溥博渊深，不名一物。其弊也，不顾全文，信此屈彼，故集义所生，非由义袭，道听涂说，所宜戒也。五者兼之则相济，学者或具其一而外其余，余患其见之不广也，于是乎辨。[60]

从上述所引文献可以看到，焦循对不同类型学问的长处与内在局限进行了分析，要求学者努力做到“五者兼之而相济”，体现了焦循在“求是”“求真”过程中所具有的广博学术胸襟，也是其“性灵”经学精神的具体体现。然而，在下面要提及的“述意”方法中，焦循经学思想中的内在张力更为鲜明。

（二）“述”类文章与“求是”精神

在焦循广义的知识分类学思想中，他提出了一种在笔者看来更为简洁，也更具哲学意味的分类方法，即从文章学的角度看，根据文章的性质，将文章分成“述意”“叙事”的两大类方法。他说：

意之所不能明，赖文以明之。或直断，或婉述，或详引证，或设譬喻，或假藻缋，明其意而止。事之所在，或天象算数，或山川郡县，或人之功业、道德，国之兴衰、隆替，以及一物之情状，一事之本末，亦明其事而止。明其事，患于不实；明其意，患于不精。学者知明事难于明意矣。以事不可虚，意可以纵也。然说经之文，主于意。而意必依于经，犹叙事之不可假也。孔子之十翼，即训故之文，反复以明象变、辞气，与《论语》遂别。后世注疏之学，实起于此。依经文而用己之意以体会其细微，则精而兼实。故文莫重于注经，叙事则就事以运其事，必令千载而下，览其文而事之，豪末毕著。[61]

上述文献中，焦循将解释经文的“述意”文章看作超越单纯的叙事与一般性的“述意”文章，具有“精而兼实”的特征。他认为，孔子作“十翼”，通过训诂的方法，反复推敲阐明易之象变、辞气，与《论语》直接“述意”颇为不同。这种带有实证方法特征的注经述意之文，实际上高于一般的“述意”文章，也高于一般的“叙事”文章。因此，从表面的文章类型学来看，焦循将文章分成了“述意”与“叙事”两大种类，但就焦循个人的思想倾向性而言，他更强调“述意”一类文章的重要性。他进一步说道：

学者诩于人辄曰：“吾述乎尔。”问其何为乎述，则曰学孔子也。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为仁”“善人为邦百年”，皆古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周书》《管子》所已言也。吾述乎尔吾学孔子乎尔，然则所述奈何？则曰：“汉学也。”呜乎，汉之去孔子几何岁矣？汉之去今又几何岁矣？学者学孔子者也，学汉人之学者，以汉人能述孔子也，乃舍孔子而述汉儒。汉儒之学果即孔子否邪？穆姜妇人也，胥臣管仲，齐桓晋文之臣也，而孔子述之，则孔子而生近世，必不屏绝唐宋元明而专取汉人也，明矣。……学者述孔子而持汉人之言，惟汉是求而不求其是，于是拘于传注，往往扞格于经文，是所述者，汉儒也，非孔子也。而究之汉人之言，亦晦而不能明，则亦第持其言而未通其义也，则亦未足为述也。且夫唐宋以后之人，亦述孔子者也。持汉学者，或屏之不使犯诸目，则唐宋人之述孔子，讵无一足征者乎？学者或知其言之足征而取之，又必深讳其姓名，以其为唐宋以后之人，一若称其名遂有碍乎？其为汉学者也，噫，吾惑矣！[62]

在上述这段话里，焦循反对从狭隘的“汉学”立场出发，对唐宋以来的儒家思想采取贬抑的态度。他认为，若要真正把握古人的思想精神，只有突破语言的限制而上达“求是”的境界，才能做到“善述”前人的思想。如果仅仅局限于历史性的时间观念，以为汉人距孔子的时代近，故而他们所述的孔子思想可能更真实，这恰恰是一种靠不住的想法。太拘泥于传注的字面意思，不从经典的整体精神来体会经典中的意义，只会导致“第持其言而未通其义”的结果。因此，在如何“述”的问题上，焦循的思想与传统语言哲学中“言不尽意”“得意而忘言”的观点更为接近，虽然他并未就此有明确的论述。如果从下面一段论“述”的文字看，焦循在“言意”观方面更倾向于“得意”，大致是没错的。只是他在强调“得意”“得实”的理论目标时，并不轻视语言的作用，而只是强调“述”的活动，即言语活动要以得其“实质”为目标，并要摒弃个人的主观偏好，使“述”更具有客观性。他说：

善述人者，如善医，各审其人之阴阳、表里、虚实，研究而洞悉之，然后用攻用补，用凉用热，各如其人之病而无我之心也。……学者述人，必先究悉乎万物之性，通乎天下之志，一事一物，其条理缕析，分别不窒不泥，然后各如其所得，乃能道其所长，且亦不敢苟也。其人著撰虽千卷之多，必句诵字索，不厌其烦，虽一言之少，必推求远思，不忽其略，得其要，挹其精，举而扬之，聚而华之，隐者标之，奥者易之，繁者囊之，缩者修之，郁者矢之。善医者存人之身，善述者存人之心，故重乎述也。不善述者，拂人之长，引而归于己之所知，好恶本歧，去取寡当。绘人者嫌眇而著瞭，恶偻而形直，美则美矣，而非其人矣。[63]

焦循以医学科学为例，强调以综合的判断为基础，正确地把握患者的病情的重要性，进而论证在经学研究过程中，善述者正解地把握所述对象的重要性。从思想原则上讲，这种类比可以成立，即通过综合的理性判断可以把握经典的基本意思。但是对经学研究的对象——经典意义与医生所把握的病人病症来说，还是有相当大的不同。病症的客观性要大于经典意义的客观性——尽管这种具有很强客观性的病症也不是很容易把握的，此点焦循似乎没有注意到。不过，我们能够理解，焦循之所以强调“述意”一类文章正确把握作者原意的重要性，与乾嘉学者（包括焦循本人在内）在学术方面所具有“求真”精神密切相关。乾嘉学者非常强调“实事求是”，如果学者在“实事”的层面都不能保证客观性，其所追求的“是”——真理就缺乏根基。这正是焦循强调“述意”一类文章所体现的深层次的语言哲学的思考。

由上所论，我们可以看到，焦循强调的“述意”已经超越了简单地建立在对文字的训诂和语言的表面理解之上训诂主义主张，而是强调对于孔子整体精神的准确叙述。在精神上与戴震的思想更为接近，然而，这样的“述意”就不可避免地加入了经学研究者的个人理解，因而其客观性是极容易引起第三者的怀疑与质疑的。作为乾嘉时期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戴震，他的“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思想也仅仅说是“通道”，在思想的理解方面并没有过分地强调客观性。而焦循的“述意”说法，特别强调了经学研究者对经典意义理解的客观性，这虽然有其理论上的合理性，然而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是无法完全做到的。就焦循个人强调经学研究中的“性灵”这一面来说，焦氏其实想要强调的是研究者的个体主体性。然而，在那样一个普遍重视经典研究中的客观本义的历史潮流下，焦循无法摆脱时代所加于他的思想上的压力。透过他所提出的“述意”概念，恰恰可以看到焦循经学思想中的内在紧张性。而这种紧张性在龚自珍那里是以一种更加明显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龚自珍一方面极力强调“尊我”——“众人之我”，另一方面又极力地表现出“尊史”的观点，把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进一步地深化与细化，提出了“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的激进主张，而且将中国的所有文化现象都纳入了史学的范畴，提出了“夫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五经者，周史之大宗也”“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也”[64]等新的主张。乾嘉学术追求客观性与强调学者的个性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学者只有在摆脱了经学束缚之后，将学术的目标彻底地转向“求真”，依据自己的个人价值偏好、才性而选择自己独特的问题意识，才能使学术研究中的个性问题与学术研究中的“求真”目标实现内在的统一，并能相得益彰。

由上所论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乾嘉时期后期以及嘉庆道光时期里，中国学术内部正在酝酿着一种新的变化。这种新的变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论证，而就其原因而言，也是由多种因素而促成的。然而，从乾嘉学术自身的内在理念——实证方法，以及其所面对的对象——经典文本及其意义之间的关系角度去加以考察，可以看出其内在矛盾运动及其变化。而焦循的“性灵”经学主张，以及这一主张所彰显出的对研究者个体主体性张扬的哲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乾嘉考据学在嘉道以后的变化趋势，即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时期的“人文实证主义”方法论，以及由此方法论所体现的历史还原主义思想倾向，逐渐向着一种带有较强个体主体性的“性灵”经学方向滑转。而在“后戴震时代”出现的章学诚的新史学，以庄存与、刘逢禄等人为代表经今文学的逐渐兴起，直到龚自珍这一身兼经古文与经今文经学两种学统的特殊历史人物的出现，都在不同的学术领域里预示着一种新的、重视经学研究者个体主体性时代的到来。

在乾嘉考据学大的时代背景之下，焦循学术的自身个性特征不太容易彰显出来。他在经学研究中所透射出的哲学新思往往被其玄妙、高深难懂的易哲学体系与数学符号体系所掩盖。然而，其提出的“无性灵不可以言经学”的“性灵”经学思想，其实以非常理论化与学术化的语言表达了乾嘉后期学者对知识精英阶层个体主体性关注的新倾向。这一新倾向与同时代其他领域里一流学者与思想家追求个体主体性的思想倾向交相呼应，从而在一个政治文化处于高度一统的时代里非常含蓄地表达了中国传统社会走向近现代的内在历史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