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在文史问题上有很多高明的学术见解，然而，在伦理学与政治立场上却显得相当保守。这种保守的政治与伦理学立场使得他无法理解戴震、袁枚等人的新思想。章学诚思想中有这种矛盾不足为奇，思想史上许多思想家都有这一矛盾。

从章氏的学术品格来看，他批评戴震、袁枚不应当是他人品方面的问题，也不只是他纾解学术心理压力的缘故。这多是由思想家个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导致的。

他认同戴震的学术成就，但对戴震批评朱子学术与历史地位的做法大为不满，尤其不满意戴震口头上要取代朱子的“狂傲”态度。章学诚在《朱陆》中，含蓄地批评戴震“饮水忘源”，在《书〈朱陆〉篇后》中，则直接地批评戴震“心术未醇”。特别令章学诚不能容忍的是，戴震在口谈间称：“自戴氏出，而朱子侥幸为世所宗已五百年，其运亦当渐替。”章氏认为，戴震的说法“谬妄甚矣！”并认为这些说法“害义伤教，岂浅鲜哉！”[59]特别是因为戴震的这些口头说法，致使“徽歙之间，自命通经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则不得为通人。而诽圣排贤，毫无顾忌，流风大可惧也”。

从表面上看，章氏在《朱陆》和《书〈朱陆〉篇后》两文里，是在替朱子说话。若联系章氏的其他文章来看，章氏更看重的是朱子所代表的儒家“道统”。而这一“道统”的精神则在于朱子及往古圣贤所代表的一种人伦秩序、人格典范与权威。[60]而这种人伦秩序、人格典范与权威不因为他们在具体知识方面的缺陷而有损他们的形象。因为知识发展的规律是后出转精，不足以此而诟病前人。以戴震为代表的考据学家虽然在训诂学、名物学知识方面高出前人，但并不足以凭此而菲薄前人，尤其是自己的学术前辈。如果凭此来菲薄自己的学术前辈，就是一种“忘本”的行为，在道德上是非常糟糕的。

章氏的意思非常明确，在知识的层面校正前贤的过错是可以的，如果在道德方面挑战前贤，则是不可以的。他在《又与朱少白书》中说：“戴君之误，误在诋宋儒之躬行实践，而置己身于功过之外。至于校正宋儒之讹误可也。并一切抹杀，横肆诋诃，至今休、翕之间，少年英俊，不骂程、朱，不得谓之通人，则真罪过。戴氏实为作俑。……然戴实有得力处，故《原善》诸篇，文不容没。若渊如则本无所得，全恃聪明，立意以掀翻古人为主，而力实未能。故其文集疵病百出。”[61]

据今人的研究看，章学诚应该读过戴震晚年的最后一本著作《孟子字义疏证》。[62]如众所知，在乾隆时代，文字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章氏在多处称赞戴震著作的文字中，只能含混地说《原善》诸篇，是可以理解的。如果章氏读过《孟子字义疏证》一书，那么他就会了解戴震公开地从伦理学的角度批判程朱理学“以理杀人”的激进思想。戴震正是借助于对程朱理学中伦理学谬误的批判，达到对传统等级制度下以维护权威主义为主要功能的伦理学的批判。戴震的批判方式正是借助“求真”“求是”的知识论路径来批判传统伦理学只讲尊贵，不讲是非的权威主义倾向。而章学诚要维护的正是这种具有权威主义倾向的伦理秩序。因此，章学诚与戴震思想的深层次矛盾正在于伦理学方面。章氏要维护朱子理学，进而维护“名教”。戴震未必彻底地反对儒家的“五伦”，然在批评程朱理学有“以理杀人”的倾向时，的确是在阐发一种具有近代人道主义意义的新伦理思想。

而章学诚则指出了著书之大戒：“是非谬于圣人，忌讳或干君父，此天理所不容也。”[63]在《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里又说，“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64]在《史德》篇，他通过对《离骚》《史记》的辨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夫以一身坎坷，怨诽及于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诛，又何著述之可传乎？夫《骚》与《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怀于三代之英，而经纬乎天人之际者也。所遇皆穷，固不能无感慨。而不学无识者流，且谓诽君谤主，不妨尊为文辞之宗焉，大义何由得明，心术何由得正乎？……《骚》与《史》皆深于《诗》者也。言婉多风，皆不背于名教，而梏于文者不辨也。”[65]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章学诚在伦理价值取向方面与戴震的矛盾是深层次的，这种深层次的价值取向上的矛盾使得他对戴震的诸多批评流于情绪化，甚至有“打棍子”的嫌疑，因而也影响了他对戴震思想批判的深度与力度，有时甚至是一种错位的批评。

章学诚在伦理学方面具有维护名教的思想倾向，还可以从《原学》《妇学》和《〈妇学〉篇书后》等文章中可以看出。《原学》篇说：“盖天之生人，莫不赋之以仁义礼智之性，天德也；莫不纳之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天位也。以天德而修天位，虽事物未交隐微之地，已有适当其可，而无过与不及之准焉……此圣人之希天也，此圣人之下学上达也。”[66]

《妇学》和《〈妇学〉篇书后》这两篇文章，在很大程度是针对当时著名诗人袁枚教授女弟子的主张和行为而作的。在《妇学》篇里，他基本是从维护传统伦理名教秩序的角度出发，提倡女性学习文化，而不是认为女子如同男人一样有发展自己的权利，不是从如何发挥女子才情、个性角度来提倡妇女学习文化的。《妇学》篇说：“盖文章虽曰公器，而男女实千古大防，凛然名义纲常，何可诬耶！……以纤佻轻薄为风雅，以造饰标谤为声名，炫耀后生，猖披士女，人心风俗，流弊不可胜言矣。”[67]在《〈妇学〉篇书后》，他直接说：“《妇学》之篇，所以救颓风，维世教，饬伦纪，别人禽，盖有不得已而为之，非好辨也。……彼不学之徒，无端标为风趣之目，尽抹邪正、贞**、是非、得失，而使人但求风趣；甚至言采兰赠芍之诗有何关系，而夫子录之，以证风趣之说。无知士女，顿忘廉检，从风波靡。是以六经为导欲**之具，则非圣无法矣。”[68]他认为正因为妇学荒废，家政不修，致使“千载而后，乃有不学之徒，创为风趣之说，遂使闺阁不安义分，慕贱士之趋名，其祸烈于洪水猛兽，名义君子，能无世道忧哉？”[69]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说过：“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71]由陈独秀的论述我们可以引申出三点看法。第一，处在乾隆时代的章学诚在伦理思想方面具有保守倾向，是非常正常的。这一保守思想倾向使得章学诚无法理解戴震、袁枚等人在伦理学领域里艰难地展开的新思想，但不影响他作为该时代一个伟大学者与思想家的形象。第二，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认识戴震、袁枚等人所阐发的新伦理思想的价值，自觉地继承、并发扬这一新思想，让现代价值观念与本民族固有的早期现代思想结合起来。第三，要从戴、章二人的伦理价值取向的高度看待二人的学术分歧，从而将章学诚对戴震的一些表面化、情绪化的批评与其人生价值取向的不同联系起来。不要将他们二人间的分歧做简单化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