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世纪70年代后几种重要著作对此问题的分析

相对于20世纪前70年的研究而言，近年来，学界对于章学诚与戴震的学术分歧及其关系的认识，又提出了新的观点。撮其要者，有如下几种说法。

有学者从“内在理路”的视角出发，将宋明儒学到清代儒学的发展道路看作一条“从尊德性到道问学”的发展道路。因此，从表面上看，戴震与章学诚的学术有很大的不同，但从“儒家智识主义”的角度看，戴、章二人的学术思路是一致的。所以《文史通义》虽批评戴震及其狭义的考证观点，而从深层次看则仍与戴震的经学考证同属一类。

仓修良、叶建华在《章学诚评传》中对章学诚为何要批评戴震，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他们认为，章氏批评戴震，有三点原因：一是批评戴震夸大考据学的作用，二是批评戴震“心术未醇”，三是批评戴震在修志上的观点。在第二个方面，仓、叶二位先生认为章氏批评并不完全对，而在《朱陆》等文章中，“确实有些地方存在替朱熹辩解之辞，反映了他的封建卫道士思想色彩”[53]。但总体来看，“章学诚对戴震的学术成就，肯定大于否定，褒扬大于贬斥。尽管有些地方批评相当激烈，甚至并不恰当，但总的精神还是为了‘攻瑕而瑜亦粹’，根本不存在‘恶语中伤’的诽谤。”[54]

许苏民认为，章学诚对戴震、袁枚、汪中的恶意攻击，“都不全是出于学术原因”[55]。他在仔细分析了章学诚与戴震的学术关系，以及章学诚批评戴震的种种言论的得失之后，认定章学诚攻击戴震，大概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因为社会的压力而想留下一点卫道的文字以表明自己虽深受戴学影响而仍不失为‘正人君子’，二是因为戴震身前对他这位‘逼近己者’和学术思想上的知音‘不甚许可’，即对他推崇不够，没有使他的知名度也高起来。如此而已，岂有它哉！”[56]

陶清将章学诚批评戴震的观点归纳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对于普遍规律（“道”）的认识的途径的方法，章学诚批评戴震把考字义、辨名物的考据之学，作为‘闻道’的唯一途径，并把‘道器’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观点。另一方面，对于历史上的学术思想的观点和态度。章学诚认为，宋学虽有偏弊，但它的为学、治学的方法与路数，实为迄于当时的学者所承继。或者说，自宋以后，包括戴震诸人，虽有不断深化的认识，但总的做学问原则并未根本改变。……汉学宋学的共同弊病在于：把‘道’桎梏于经书之中，把学问拘泥于经学之内。……他所着力阐明的正是既不同于汉学宋学的道在《六经》，由经求道的经学思想，又不同于戴震的考字义、辨名物的专门汉学思想倾向的道理。”[57]

陶清还进一步分析并肯定了章学诚批评戴震的思想前提，认为作为文化史学家的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注重的是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联系”。但他又批评了章学诚思想的局限性，认为作为思想家的章学诚，“忽视了学术思想的发展正是以批判地继承为前提的，扬弃是学术思想深入发展的基本形式”[58]这一思想史的原则。因此，他认为，要通过具体地分析，从不同的层面评价章学诚对戴震批评允当与否。

上述时贤所论，各有其当。然仍有未洽之处。在此，我们试图在综合前贤、时贤所论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分析，以期深化对章学诚与戴震二人的思想特色的认识。

就我们阅读的文献来看，章学诚批评戴震的观点，集中体现在《书〈朱陆〉篇后》一文之中，该文对戴震的批评可以分成以下五个层次。

第一层，章学诚批评戴震过分夸大自己哲学追求——“志在明道”的意义，把当时从事于训诂、声韵、天象、地理之学的学者看作“肩舆之隶”，仅能与他的舆隶“通寒温”。他认为，戴震的这种说法“有伤雅道”，然“尚未害于义也”。

第二层，批评戴震过分夸大了自己所从事的专业——训诂、名物之学在明道方面的作用，而“不知训诂名物，亦一端耳”。对于“古人学于文辞，求于义理，不由其说，如韩、欧、程、张诸儒，竟不许以闻道”，“则亦过矣”。

第三层，集中批评戴震的地方志观点和对古文创作的看法。

第四层，集中批评戴震饮水忘源和口头上菲薄朱子的观点，以及导致徽歙地区“通经服古”的学子，不菲薄朱子不得为通人的“恶劣”影响。

第五层，集中批评戴震在平时言谈中所表现出的世故圆滑的人生态度。

将上述五个层次问题简化，我们认为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主要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术方面，二是伦理道德方面。在学术方面，章氏对戴震的批评有些地方有合理性，在伦理道德方面对戴震的批评，恰恰反映了章氏保守的伦理立场。本章将从伦理倾向、学术旨趣、地方志体例上的争论三个方面，重评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