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学是现代西方哲学中重要的一支或曰流派，在当代中国的汉语哲学界，有关西方解释学著作的翻译、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其杰出代表当然要数洪汉鼎对伽达默尔系列著作的翻译与研究。而将解释学与中国传统的解经学结合起来讨论，进而努力发展中国的解释学，也大有人在，如周光庆、李清良等人。具体到戴震的思想研究而言，大陆中国学者之中，李开较早地将解释学的思想引入到对戴震的研究之中。在《戴震评传》一书中，李开专辟一章七节的篇幅，对戴震的“语言解释哲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与分析。将戴震的“语言解释学”看作他“完成从语言文字到‘通道’的全过程的方法学”，通过此方法学，“逐步达到洞察人类的心智，最终到达新理学的道德哲学”，而这一方法，是“情同可感的唯物主义方法”。[1]

李开从语言学的角度将戴震的“语言学解释学”分成如下五个层次加以剖析，即词义诠释和哲学释义、语言解释中的转语和因声求义、语言解释中的古音学、语言解释中的今音学、语言解释中的方言研究。就“词义诠释”层面的解释学方法而言，李开认为戴震的解释学具有“验之事实的实证科学精神，不仅使知识论的经验科学上升到新的水平，而且对语义、逻辑方面的解释也提出了实证要求，从而使对象的解释向真理性的认识大大向前跨越了一步”。李开高度评价了戴震所开创的语言学解释方法的价值与意义，认为“戴震解释学中的实证精神和归纳方法，大大提高了语言文字学作为人文科学的科学地位”；而且，这种解释哲学“较西方晚近仅以语言逻辑而作求真理要求的语言分析哲学高明得多”。[2]

上述李开有关戴震“语言解释学”的具体评价是否都很妥当，可以再做进一步讨论，但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研究戴震的考据学、语言学研究成果，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一种新的展开方式，值得予以高度的肯定。近年出版的李畅然的《戴震〈原善〉表微》一书，在外篇部分较为深入细致地阐发了戴震的哲学解释学思想，他借用索绪尔的语言与言语相区分的理论框架，对西方古典的“解释学循环”理论采取一反转的视角，对戴震的哲学解释学循环的思想做出了新的阐发。他认为，戴震的“由字以通其词”“应该理解为从更大范围的文本到字的归纳过程和在此基础上从字到特定文本的演绎过程，这样的解读才真正深刻、准确地揭示了诠释的过程”。[3]李畅然还以非常独特的眼光注意到戴震提出的“淹博”“识断”“精审”“三个静态的境界”所深寓的“诠释学循环之灵魂”之精髓：

“淹博”是力争充分占有相关资料，占有“全部”相关之“部分”；“识断”是从部分到整体，从资料中归纳出结论；“精审”代表着定论，也即“十分之见”，是通过将资料与结论反复循环，直到结论中的误说暨独断论成分完全消除，从而达成的圆融无碍的境界。[4]

上述李畅然有关戴震“解释学循环”思想的新解读，的确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令人稍觉不安之处在于：索绪尔的语言与言语的区分框架是否能够用来解释戴震经学解释学中的字、辞、道三者之间的关系。对此笔者目前还心存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