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姚孝廉姬传书》一信中，戴震主要讨论了经学研究过程中如何获得“十分之见”的方法论，和学者应当确立“求道”的高远目标的问题。所谓“十分之见”，即上文所讲的为学当“精审”的意思，只是用词不同而已。而学问的“精审”，“十分之见”即指学问中包含着高度准确性的知识，与现代哲学认识论所追求的目标——“真理”比较相似。该信已经开始批评汉儒、宋儒在为学精审方面的不足与缺失之处了。另外还旁涉学者要“深思自得”的学术个性问题，师友之道的新见解等两个方面的问题。这样，他的认识论思想与师友之交的人伦问题就结合在一起了。

第一，寻求“十分之见”及其方法论的问题。戴震这样说道：“凡仆所以寻求于遗经，惧圣人之绪言闇汶于后世也。然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循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以此治经，失不知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识者之辨之也。”[41]

第二，批评汉儒、宋儒“得失中判”。戴震说：“先儒之学，如汉郑氏、宋程子、张子、朱子，其为书至详博，然犹得失中判。其得者，取义远，资理闳……其失者，即目未睹渊泉所导，手未披枝肄所歧者也。”[42]

郑玄、程、朱之学的两失在于：一是详博而不精审；二是“目未睹渊泉所导，手未披枝肄所歧者”。即未能认真地把一个问题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换句话说，他们的学问均未能达至戴震心中理想的“十分之见”的境界，即“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而他们学问的“两得”则是：“取义远，资理闳。”戴震要求郑玄、程、朱之后的学者对于他们前贤的学问态度应当是：“传其信，不传其疑，疑则阙，庶几治经不害。”[43]由此可见，戴震既批评了汉儒郑玄，宋儒程朱之不足，又肯定了他们学问的各自长处。可谓相当冷静、理性。

第三，这封信中，戴震还涉及师友之道的问题。对此问题他提出了别具一格的新见解，他说：“古之所谓友，固分师之半。仆与足下无妨交相师，而参互以求十分之见，苟有过则相规，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谓，固大善。”[44]戴震在这里以追求“十分之见”“道”作为交“友”的终极价值目标，而且以托古的方式说真正的朋友即一半之师。愿意以交相为师的方式与姚鼐做朋友，从而让“道”在人的能动性追求之中保持住而不停留在僵化的语言之中。这是一种何等开阔而光明净洁的人格境界！可惜姚鼐不懂戴震高阔遥远之志，拜师不成，反而日后交恶，成为学术方面的敌人。然而这也从反面体现了戴震的远见卓识。

戴震的认识论与社会理想关怀也是联系在一起的。他反对“任意见而祸斯民”的做法。他以“分理”代替宋儒的“天理”就包含着这一社会理想。他对孟子“心之同然谓理、谓义”的说法做出如下的解释道：

心之所同然始谓之理，谓之义；则未至于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见，非理也，非义也。凡一人以为然，天下万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之谓同然。举理，以见心能区分；举义，以见心能裁断。分之，各有其不易之则，名曰理；如斯而宜，名曰义。是故明理者，明其区分也；精义者，精其裁断也。不明，往往界于疑似而生惑；不精，往往杂于偏私而害道。求理义而智不足者也，故不可谓之理义。自非圣人，鲜能无蔽；有蔽之深，有蔽之浅者。人莫患乎蔽而自智，任其意见，执之为理义。吾惧求理义者以意见当之，孰知民受其祸之所终也极也哉！[45]

戴震对于理、义的追求，一方面要“精于区分”，另一方面要“精于裁断”。“精于区分”属于认知问题，要达到“十分之见”。“精于裁断”属于知识的运用问题，类似于亚里士多德讲的“实践的智慧”。两者都不能凭个人的“意见”来下判断、做决定，否则就会给万民带来灾难。

戴震批评当时儒者执理以为意见的荒谬之处，说道：“今虽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处断一事，责诘一人，莫不辄曰理者，自宋以来始相习成俗，则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心之意见当之也。于是负其气，挟其势位，加以口给者，理伸；力弱气慴，口不能道辞者，理屈。呜呼！其孰谓以此制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即其人廉洁自持，心无私慝，而至于处断一事，责诘一人，凭在己之意见，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方自信严气正性，嫉恶如仇，而不知事情之难得，是非之易失于偏，往往人受其祸，己且终身不寤，或事后乃明，悔已无及。呜呼，其孰谓以此制事，以此治人之非理哉！”[46]

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领域赶时髦，如何能做到不凭“在己之意见”来处理事情呢？戴震提出了“以情絜情”的方法。他说：“夫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未有不以意见当之者也。今使人任其意见，则谬；使人自求其情，则得。”[47]戴震将自己的这种说法回溯到《论语》与《大学》之中，以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如子贡问恕，孔子回答道：“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学》一书讲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也无非是说，“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毋于左，毋以交于右”。而这些“所不欲”“所恶”，在戴震看来，“不过人之常情，不言理而理尽于此。惟以情絜情，故其于事也，非心出一意见以处之，苟舍情求理，其所谓理，无非意见也。未有任意见而不祸斯民者”[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