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一章“绝对意识”与“相对意识”的冲突内在相连，困扰着现当代西方哲学界的还有另一个极为重大的课题，那就是“现代性”哲学与“后现代”哲学，以及二者的关系问题，尤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一问题更加成为整个哲学界极为关切又歧义纷纭的焦点问题。综观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种种不同理解，我们认为，虽然其中不乏明智、通达的观点，但就总体而言，争论各方都存在着重大的偏颇和狭隘之处。这种偏颇和狭隘，最为根本的就体现在争论各方都“坚执片面的知性规定，而排斥其反面”[1]，因而推行着一种“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独断论的思维方式。这一点，就像美国学者凯尔纳等人所说的：“后现代理论虽然攻击现代理论的独断论和还原论缺陷，但是它自己却又常常陷入独断论和还原论。”[2]“独断论”和“还原论”是主张“现代性”哲学话语的人们和主张“后现代”哲学话语的人们所共同分享的思维方式，正是这一共同的致命的内在缺陷，使得争论各方的理论见解经常停滞于十分僵硬的对立状态，并导致对“事情本身”解释力上的苍白和软弱。

我们认为，在理解“现代性”哲学与“后现代”哲学，以及二者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哲学生存论辩证法所提供的思维方式具有十分重大的启示意义。极端的现代主义者常常以一种教条主义的方式来理解哲学理论，理解社会历史和人的存在从而拒斥辩证法。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同样拒斥辩证法，它们不能理解绝对性与相对性、同一性与差异性、同质化和个别化等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而经常陷入独断偏激。正因如此，这二者对于人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解释常常难以信服。与此相比，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则凭借其多视角、多层次、富有弹性的开放立场，显示出其对人和社会历史发展所具有的独特的理论解释力和思想感召力。在它看来，后现代主义哲学对现代性哲学的批判和否定并不意味着前者与现代性哲学之间是一种绝对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透过其摧毁一切、充满“火药味”的理论话语，去探究其理论实质，可以发现，二者之间既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和断裂，也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和连续性，这种统一性和连续性就是对人的生命自由的寻求和捍卫，对真实的人的形象的探索和彰显。人们常常在看到二者差别性和断裂性一面的同时，对其统一性和连续性的一面却付之阙如，没有看到二者之间其实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马克思哲学辩证法启示我们：如果能换一个新的视角来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就有可能获得一种新的理论境界，对与此相关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也就有可能因此获得一种新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