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深层把握现代性哲学的基本主题，是切实理解现代性哲学与后现代哲学关系的前提。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原理》中开宗明义地说道：现代性哲学的任务，“是将上帝现实化和人化，就是说，将神学转变为人本学，将神学溶解为人本学”[3]。这一段论述，凝练地概括了现代性哲学的基本特征和旨趣。把上帝的形象还原为人的形象，把上帝的中心地位让位于人的中心地位，使人成为“主体”，并由此建构起“主体形而上学”的理论大厦，这便是现代性哲学的中心使命。

为了实现上帝的人本化，现代性哲学采取了两条看似截然相反，其实却殊途同归的道路。一为“上帝自然化”，二为“上帝精神化”。

所谓“上帝自然化”，即一些哲学家所采取的以自然物质实体来取代上帝实体，用自然界的一统天下来摧毁上帝神圣形象的路径，这实质上也就是把上帝归结为自然性，又把自然性归结为人性的道路。

“上帝自然化”是循序渐进地进行的。开始于著名的“自然神论”的产生。一些思想家在人与上帝之间放进了“自然”，认为自然不是上帝所否定和厌恶的，而是上帝所肯定和喜欢的。接着，一些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更进一步宣称，自然界虽是上帝所造的，但上帝在创造了自然，发挥了“第一推动力”的作用之后，便撒手不管，成为“无为而治”的“立宪君主”了。有了这样一个基础，紧接着便是把上帝完全自然化为一个物质性的自然实体。这集中地体现在18世纪法国唯物论的哲学之中。

法国“百科全书派”哲学家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实体基础上建立起自然物质世界的统一性。要建立统一的自然观，一方面必须把上帝等一切神圣性的成分从自然界驱逐出去，另一方面又必须把人归属到自然中来。法国哲学家们借助于当时被视为科学楷模的物理学，尤其是机械力学的成果，用力学规律解释一切现象，把复杂的事物分解为简单的要素，把高级的事物还原为低级的事物，把一切化学的、有机的、社会的高级运动形式降低为力学运动，于是，存在的一切现象便都可以用机械因果的必然联系加以解释。世界成了机器，人也变成了机器。由此，他们得出了自然界是唯一存在，一切都是同等的自然存在物的结论。从此理解出发，上帝在完全“机器化”了的世界中再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地盘，上帝成功地实现了自然化。

如果承认自然性是人的生命存在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那么，也就不能否认，通过上帝的自然化，把异化在上帝中的人的自然本性复归于人，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但问题在于，人并不是单纯的自然存在物，还具有自我创生的精神性、目的性和超越性等内在规定。因此，真正实现“上帝的人本化”，还必须把以异在方式所表现的人的能动性一面揭示出来，并纳入人的本性规定中。这一点内在地要求“上帝精神化”，近代唯心主义的重大贡献正在于此。

从哲学史来看，上帝的精神化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首先是17世纪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的兴起，这两派哲学各执认识活动的一个极端，分别把人的精神能动性或者归结为感性，或者归结为理性，然后从这一极去解释人的全部精神活动。二者各自抓住人的精神活动的一个环节，推动了上帝的精神化，但是，二者毕竟是以一种片面的方式实现这一点的，人的精神活动被分裂成彼此隔绝的两个不同的方面，经验与理智互相排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精神活动性原理。在此意义上，上帝的人本化进程又是不完全、不彻底的。而这一点，只有到了德国古典哲学才得以完全实现。德国古典哲学建立起比以往所有哲学理论都更加广博和深刻的思辨体系，从康德开始，经费希特、谢林等人的曲折推进，在黑格尔哲学中，实现上帝本质向人类精神的回归。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世界的统一性根据，既不是费希特的纯粹主观性的自我，也不是谢林设计的抽象的“绝对同一性”，而是既具有实体性又具有主体性的“绝对精神”。绝对精神具有变自身为对象而后直观其自身的内在本性，它在直观自身的过程中，可以实现自行分裂、自身超出，即不断二元化自己，在自身内部形成对立，而后又消解这种对立，走向自我回归，使对立面最终实现同一。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以“绝对精神”为灵魂的多样统一性的世界。无论是自然世界，还是属人世界，都是绝对精神在逻辑上的产物，其区别仅表现为二者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此意义上，自然世界与属人世界都可以内在地统一于“绝对精神”这一客观理性世界中；同时，从这一理论出发，思维世界与实在世界之间的对立也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因为在这里思想不仅是一种主观的存在，也是客观的存在，思想构成了一切存在样式的内核和灵魂，思维与存在通过精神的能动性就能实现对立面的统一。由此，黑格尔沟通了康德所分裂的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把思维形式和思维内容统一起来，同时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实现了辩证法、认识论与逻辑学三者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统一。

就这样，在黑格尔这一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中，基督教的上帝作为最高精神实体的神学思辨内容，向全面人类精神回归了。

在哲学史上，上帝的自然化与上帝的精神化这两条道路是彼此隔绝、互相脱离的，这是现代性哲学理论的局限。一方面，“上帝的精神化”完全脱离人的感性现实，就像在黑格尔那里，这种精神化的绝对理念完全脱离了人的自然生命和感性存在，被客观化为与自然感性生命完全无关的抽象的实体；而另一方面，“上帝的自然化”同样完全脱离了上帝精神化的内容和过程，就像在法国唯物主义那里，上帝被机械的自然物质实体所代替，由此人的生命中的创造性、能动性因素便被彻底遗忘了。因此，从上帝的“自然化”和“精神化”所演化出的人的生命是一个分裂的生命。《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实质上正是对现代性哲学的这种缺失的一个凝练的概括，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与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的了。[4]

虽然如此，但通过上帝的自然化与精神化，现代性哲学这样一个基本趋势却是清晰可辨的：上帝的神圣形象被回归为此岸尘世世界的人的形象，尽管在法国唯物主义那里，人的形象被世俗化为无神论者的机器般的自然存在，而在德国唯心主义那里，这个形象又被等同于统治一切、无所不在的精神力量，二者在对人的生命存在的理解上虽然各执一端，但在解除上帝的神圣形象，使之回归于人的此岸存在这点上，却有着相同的动机和结果。如果按照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来看，这一变迁的实质就在于“上帝的祛魅”，而“上帝的祛魅”的目的恰恰是要显示出“人的魅力”，把上帝的位置让位于人的存在，从而确立人在此岸世界的独立地位。

福柯在《事物的秩序》一书中，曾通过“知识型”的分析，论证了所谓“人”不过是启蒙现代性的产物。在此之前的古典时期，“人”没有独立的地位，只是随着古典时代的结束，才第一次真正出现，整个现代知识型才把一切都聚集到大写的“人”那里，并以这个大写的“人”为核心构筑着近代以来形形色色的“主体形而上学”。福柯明确指出：“人只不过是新近的一个发明创造，一个还不到两个世纪的形象，是我们的知识中的一个新的折皱，一旦这种知识发现一种新的形式，他就又重新消失。”[5]暂且不对福柯所谓“人之消失”的观点进行评论，他指出，“人”是现代知识型的产物，即现代性理论话语的产物，的确深刻地把握住了“现代性”哲学话语的特质，即废黜上帝的权威，确立“人”作为“主体”的权威，以“人的形象”取代“上帝的形象”，以“人的崇拜”取代“神的崇拜”，从而实现“上帝的祛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