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伽达默尔从本体论的根基处,以“对话”为联结,实现了辩证法的解释学化,以及解释学的辩证法化,并使二者完成了内在的结合。那么,通过这种内在结合,我们对辩证法可以获得什么新的领会呢?
在我们看来,辩证法与解释学的结合,对于辩证法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一言以蔽之,就是让辩证法摆脱了形而上学的纠缠,并使辩证法所具有的生存论意义得到充分的体现。
首先,辩证法与人的生存之间所具有的本源性关系在此得到了有力的彰显。
长期以来,许多人在理解辩证法时,习惯于把它与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等同起来。从这一范式出发来理解,辩证法表现出两个显著特性:一是辩证法总是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虽然在黑格尔那里,概念辩证法被用来作为克服和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重大策略,但是,概念的辩证运动最终还是被用来作为达至形而上学实体的手段和工具,反辩证法的封闭性最后还是战胜了辩证法的开放性和生成性。黑格尔的庞大的思辨体系所代表的正是概念辩证法与传统形而上学的一种结合,这使得黑格尔既成为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同时又是传统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二是辩证法深受概念的逻辑本能的束缚,成为一个逻辑的、远离人的“生活世界”的、思辨的抽象王国,其内蕴的生存论意义及其与人的“生活世界”关联被深深地掩蔽起来了。
但是,通过与哲学解释学的结合,辩证法的上述弱点得到了有力的克服。哲学解释学把解释学经验理解为人最基本的生存经验,恢复了“对话”这一辩证法的原初意义所具有的本体性的生存实践意义。正如前面已经分析过的,与概念化的辩证法不同,“对话辩证法”不是纯粹逻辑性的,而是先于逻辑的“生活世界”的理性。“对话”是人本体论意义上的生存方式,对话活动的展开便是人原始的世界经验的生成过程。因此,对辩证法而言,首要的不是概念性和逻辑性,而是生活性与实践性。辩证法的真正载体不存在于抽象的概念王国之中,而存在于人本源性的生存活动之中。很显然,通过与哲学解释学的贯通,辩证法已完全超越了知识论和概念论的理论范式,从而真正进入生存论本体论范式。在此意义上,辩证法与解释学的内在结合,为辩证法展开一个原始性的境域,使辩证法因此奠定在人的生存方式这一最切实的根基之上。
与此相关,由于辩证法被奠基于人的生存方式上并被理解为“生活世界”的理性,因此辩证法也避免成为一个封闭的概念体系,开放性和生成性真正成为辩证法最切己的本性。这一点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人们通过对话形成生活共同体的过程,同时也是形成最基本的世界经验的过程。这一过程总是在对话中向未来保持着无限的开放而没有任何终点,这其实也是说,人的“生活世界”和人的生存意义不具有一个现成的、已完成的实体统一性,而是在对话实践中不断生成创造的可能性。这样一来,黑格尔那种把思辨性的概念辩证法作为引向无所不包的“大全”的做法,在此得到了有效的克服。
其次,通过与解释学的内在结合,辩证法所内蕴的诸种矛盾关系在一个新的根基上实现了动态的统一。
主观性与客观性、历史性与超越性、有限性与无限性等是哲学史上一些十分重大的矛盾关系。知性形而上学限于非此即彼、双极对立的知性思维方式,在处理这些矛盾关系时不但不能实现这些矛盾关系的内在的统一,反而使其陷入愈加尖锐的冲突和分裂之中。历史上的辩证法理论曾试图统一这些矛盾,但是,由于缺乏对自身理论根基的真正自觉,这种统一留下了深深的独断论痕迹。在以“自然物质”作为基础的“自然物质辩证法”里,这些矛盾关系被强制性地塞进“物质”这一黑洞之中,宣称物质的存在运动本身体现了上述矛盾关系的统一。在以“思维与存在的矛盾关系”作为基础的“知识论”形态的辩证法里,这些矛盾关系被理解为“思维与存在”这一基本矛盾关系的各种不同的延伸,宣称随着思维与存在的矛盾的解决,所有这些矛盾也迎刃而解。在这两种形态的辩证法里,主观性与客观性、历史性与超越性、有限性与无限性等矛盾都只不过是以一种还原论(或还原成“自然物质”,或还原为“思维”和“精神”)的独断方式,实现了表面上的统一,这种统一是无根基的。
但辩证法通过与哲学解释学的结合,其中的矛盾关系却实现了内在的统一。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在哲学解释学之前,古典诠释学中无论是科学主义和历史主义,还是主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立场,都以主体与客体、有限性与无限性、历史性与超越性的二元对立作为其理论前提,哲学解释学通过对人的历史性的本体性理解,以“对话”为结合点,在解释者与历史文本之间建立辩证统一的关系。由此,解释者与历史文本之间既非纯粹的主观解释关系,也非纯粹的客观从属关系,而是被转化成解释者与历史文体之间的存在论关系。也就是说,解释活动并不是把握文本“自在意义”的过程或解释者的主观性活动,而是解释者与历史文本在视界融合中共同“在起来”的辩证过程。在此过程中,主观性与客观性、历史性与超越性、有限性与无限性等矛盾关系都不过是“对话”这一辩证活动内在相关的两个方面,是对话活动不断展开的过程,同时也是这些矛盾同时得以彰显并同时不断实现内在统一的过程。这就是说,解释学通过把“对话”理解为人本体性、始源性的生存方式,为实现上述矛盾关系的辩证统一确立了一个坚实的根基。
最后,通过与解释学的内在结合,辩证法所具有的实践意义以一种十分鲜明的形式得以显露出来。
所谓辩证法所具有的实践意义,是指辩证法对人的现实生活所具有的启发和教化作用。如前所述,辩证法在其最原初的意蕴中,是与讨论什么是“善”的生活及如何通达“善”的生活内在相关的,因而它一开始就与人的生活实践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但是,这层含义在后来的发展中却逐渐被掩蔽起来,辩证法作为一种实践理性与人的生活实践的关系只能通过一种异在扭曲的方式才能显露出来。在“自然物质辩证法”和“知识论”性质的概念辩证法里,辩证法或者成为关于物质世界一般规律的世界模式理论,或者成为实现思维与存在统一的概念思辨体系,这二者都使辩证法成了一种远离生活实践的、飘浮无据的抽象理论,成了一种似乎与生活实践无关的“理论理性”。但是,通过与哲学解释学的内在结合,辩证法所具有的生活实践意义从掩蔽中被拯救出来,实现了对“生活世界”的回归。这一点,就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在与解释学的内在结合中,“对话辩证法”已不再是一种知识性、方法性的理论理性,而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生活世界”的理性或实践理性,它代表着一种引导人的实践的实践之知,表达着一种引导人走向“善”的生活的实践旨趣,拥有着优先于理论理性的基础地位。正是在此意义上,伽达默尔才把哲学解释学视为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继承者,并以之作为科学主义时代用来平衡技术理性的“生活世界”理性。
以上三个方面,其实都是从不同方面说明一点:通过与哲学解释学的结合,辩证法真正返回到了自身——返回到了人本体论意义上的生存方式,返回到了现实生活实践和生活世界。这应当说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对辩证法所做的最为根本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