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把马克思哲学辩证法奠基于“历史”这一根基之上，使马克思哲学辩证法成为“历史的辩证法”，从而克服了自然主义和科学主义性质的“自然辩证法”。以此为基础，卢卡奇展开了他对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的具体理解，这就是他的以“总体性”为核心范畴的辩证法思想。

在卢卡奇看来，以“历史”作为载体的辩证法，其本质的东西就是“具体的总体性”。他说道：“在历史的说明中强调经济动机的首要性，这并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思想决定性的差别，决定性的差别乃是总体观点。总体范畴，即整体完全优于各部分，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获得的那种方法的本质，马克思卓越地把这种方法改变成一种全新的科学的基础。……总体性范畴的首要性是科学里的革命原则的承担者”[36]，“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方法旨在把社会理解成一个整体”[37]。一切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论者，一切机械决定论者，正是由于它们不懂得“总体性”，所以它们无法理解历史事实和历史现象，更无法理解历史。“描述历史的某一个方面同描述作为一个统一过程的历史之间存在着对立，这种对立不止是特殊历史同普遍历史之间的程度上的差别问题，而且是方法和观点的冲突。……辩证整体观的重要性正是在这里表现出来的。因为一个完全有可能描述一个历史事件的基本概貌，而却无法抓住该事件的真正本质，以及它在历史整体中的作用，也就是说，不懂得这个历史事件是统一历史过程的一个部分。”[38]是否坚持“总体性”观点，是马克思的辩证法区别于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和机械决定论的特质之所在。

那么，何谓“总体性”呢？在其自传中，卢卡奇曾对此做过凝练的概括：所谓“具体的总体性”，就是“历史地（因而在现实中）带有特殊因素的普遍性”[39]。这表明，“总体性”这一范畴是与“历史”这一辩证法的载体和根基息息相关的，“总体性”是“历史”的“总体性”，“历史”是“总体性”的“历史”，二者不可分割地内在联系在一起。

具体来说，“总体性”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含义：

（1）整体性。这是指总体是由多个环节构成的内在统一体，单个的环节和因素并不是“现实”本身，而只是总体的一个方面或一个部分，因而它不能解释和说明自身，只有把它置于总体之中，它的真实意义才能表现出来。历史正是这样的一个整体性的内在统一体，历史是总体性的历史，而不是一种杂乱无章的个别事件的堆积。在认识历史时，必须把“一切专门化作用抬高和降低到一个辩证过程中的诸方面的层次上”[40]，而不能以一种直接的、无中介的方式，片断性地、单个地处理历史现象。“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性既不是对个别历史事件的机械的堆砌，也不是与历史事件相对立的某种超验的观察原则……历史整体本身是一种真正的历史力量，……如果要把这个力量从个别事实的现实（因而是认识）中分离出来，就不得不同时抹杀这些事实的现实性和它们事实上的存在。这个力量就是这些事实和它们事实存在的真实的、最终的基础，并且因而也是这些事实哪怕作为个别事实的认识可知性的真正的、最终的基础。”[41]离开历史的整体性，任何历史事实和历史现象都将失去其本来的意义。

（2）动态性和生成性。历史作为一个总体总是处于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流动和生成过程之中，任何历史事实和历史现象，只有置于这一总体性的生成过程并与这一总体过程联系起来，才能显现其真实的意义并被真实地领会。对此，卢卡奇论述道：“这种生成性应在双重意义上来理解。①在这种生成、这种趋势、这种过程中，对象的真实性质得到了显示。……②生成也是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中介。……人应能把现刻理解为一种生成，为了这样做，他应该从现刻中看出一些趋势，他能从这些趋势的辩证对立中创造未来。只有当他这样做了，现刻才会是一个服从于他的生成过程。只有那种自愿地创造未来而且其使命就是创造未来的人，才能看出现刻的具体真理性。”[42]因此，不能脱离历史的动态和生成的总体过程，直接地理解历史事实和历史现象，否则，所谓历史事实和现象就会失去其真理性。

（3）革命性。卢卡奇认为，革命性是辩证法的重要特性，“唯物辩证法是革命的辩证法。这个定义非常重要，对于认识唯物辩证法的本质是有决定意义的”[43]。而辩证法的这种革命性品格的支撑者正是总体性范畴，“总体性范畴的首要性在于它是科学里的革命原则的承担者”[44]。只有从“总体性”观点出发，才能产生革命的意识，制定革命的原则。如果失去了“总体性”观点（如伯恩斯坦等人），把资本主义社会视为具有永恒性的存在，而不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与“总体”的联系，以及“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和资本主义的最终命运”之间的联系，那么，人们就只能以一种宿命论的态度屈服于现存状态，就根本不会产生改变世界的动机，工人阶级的斗争也将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必要和合法性。只有当无产阶级怀抱着“对总体性的渴望”，认识到自己的异化现实及自己的历史使命时，他们才能通过自觉的革命行动，瓦解资产阶级的物化结构，真正使现存状态“革命化”。

（4）人道性质。“总体性”同时也是一个规范性和充满人文眷注的概念，它意味着历史发展的基本价值指向和目标，即克服人的片面和分裂状态，实现人的整体发展，达至人性的和谐和整全。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物性化”的社会，在其中，生产的客体被专门的分工分割成支离破碎的各个部分，由此“必然引起生产主体的分割”[45]。人成为“结合于机器系统中的一个机器的部件。他发现这个机器系统事先已经存在，并且自给自足，它不依赖于他而自行运行，而无论它愿意不愿意，他都不得不服从于机器系统的规律”[46]。“机械化也把个人改变成了孤立的抽象的原子，个人的工作不再把个人直接地和有机地联系起来，个人越发专门受禁锢他们的抽象的机械规律的居中调解。”[47]人被分裂成了碎片，成为片面化的、机械化的抽象存在。与此相对，“总体性”意味着一种克服了上述人的片面化和机械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达到一种人性和谐的状态。在此意义上，只有“总体化”的范畴，才能抵抗物性化的侵蚀，因而它担负着扬弃物化、重建主体和弘扬人道的理论使命。对此，卢卡奇这样说道：“物性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人的必然的、直接的现实。只有通过坚定不移的和不断重复的努力来破坏跟整个发展中具体地暴露出来的矛盾具体相关的物性化的存在结构，通过意识到这些矛盾对整个发展的内在意义，才能克服这种物性化。”[48]

“整体性”“生成性”“革命性”与“人道性”，构成了卢卡奇“总体性”概念的基本规定。在这些规定中，那种自然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辩证法”被消解了。晚年卢卡奇对此曾自我评价道：“《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伟大成就之一是重新奠定了‘总体性’范畴的核心地位，这一范畴曾贯穿马克思的著作始终，但却被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的‘科学主义’取代了。”[49]通过这些规定，我们可以看出，“总体性”与“历史”二者构成了卢卡奇整个辩证法理论的两个最核心的概念，如果说历史概念是卢卡奇为辩证法所寻找和奠定的一个坚实的基础和载体的话，那么，“总体性”概念就是这种“历史辩证法”内容的具体展开。在此意义上，可以用一句简洁的话来概括卢卡奇辩证法思想的精髓：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哲学辩证法，只能是以人类“历史”为载体和根基的“总体性”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