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们就卢卡奇辩证法思想的最为根本的几个方面有针对性地进行了评述。卢卡奇的所有这些辩证法思考，都在深层围绕着一个基本问题而进行，那就是探求人在历史中的命运，寻求人在历史中的地位的答案。[50]“历史”和“总体性”这两个核心的范畴在实质上是围绕着这一基本问题而展开的两个侧面。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卢卡奇辩证法探索的积极价值和理论缺陷共同得到体现。从此出发，我们将可以对其辩证法思想做一恰当的评价。

卢卡奇的“历史”范畴所要表明的是：“历史是人活动的结果，人是历史的真正主人”，人与历史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构成了辩证法的精髓。对此，卢卡奇明确指出，一旦把历史理解为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自由与必然、内容与形式等矛盾关系的统一，那么，“人已经成为一切（社会）事物的尺度”[51]，“一方面，历史是人自己活动的（虽然是不自觉的）产物，另一方面，历史是那些这种活动所采取的形式以及人对自己（对自然、对他人）的关系被变革的过程的连续”[52]，“历史是不断变革的形成人类生活的客观形式的历史”[53]。人所面临的环境不是脱离人的、纯粹自然的东西，而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历史现实”。并且，这一历史现实可以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进一步改变和提升，可以进一步构成人生存的新环境。历史与人就是一种内在的循环关系，并在这种循环中实现二者共同的跃迁和提升。在此意义上，卢卡奇通过把“历史”这一范畴确立为辩证法的真实根基，试图彰显人在历史中的这样一种命运：人不是非理性的“自在之物”的被动附庸，而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是在历史中生成自己、创造生活和塑造未来的历史的“主体—客体”。

正是基于这种理解，卢卡奇才对流行于第二国际的自然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辩证法”表现出了如此强烈的不满和不妥协的抗争。他抨击那种“辩证法”在实质上代表着一种“物性化”的意识，它把人视为掌握在机械自然规律之手中的不得越雷池半步的被动存在，使人屈从于物性化的现存社会结构，完全丧失了“人在历史中的命运”这一至关重要的主题，同时，忽视了人的主体意识，忽视了辩证法所蕴含着的人文关怀和价值指向。在此意义上，卢卡奇对自然主义和科学主义化的“辩证法”的激烈否定和批判，其最深层的动机正在于拯救人作为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特殊地位，弘扬人的主体意识（卢卡奇称为“阶级意识”），以使辩证法真正成为改造世界，提升人的生命质量的真实力量和锐利武器。

卢卡奇辩证法思想的另一个核心范畴，即“总体性”范畴所要突出强调的是：人不是现存世界消极被动的服从者，而是能动地改造世界、创造未来的主动者。机械论者把现存世界当成永恒的、不可更改的、必须无条件服从的“事实”，彻底失去了与未来、“总体性”的联系，从而也失去了通过实践来改变异化现状，实现自我解放的意识和勇气。正是基于这种立场，卢卡奇针对当时第二国际内部以伯恩斯坦等人为代表的、把马克思哲学理解成一种机械经济决定论的宿命论倾向，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试图通过对“总体性”范畴的恢复和阐发，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在这种意识的唤醒中采取实践行动来改变物性化的异化现实，以寻求自身的解放。卢卡奇呼吁：“重要的是，应该有一种对整体性的要求，行动应在如此描述的过程的整体中为目的服务”[54]，“判断一个行动是正确，还是错误时，必须把它同它在整个过程的整体的功能联系起来。无产阶级思想是实践的思想，并且其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无产阶级是历史过程的统一的主—客体，即历史中的客观地具有充分的社会意识的第一主体……一个作用及其作用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最终要由无产阶级意识的进化来决定”[55]，“旧的直观的、机械的唯物主义所不能把握的真理，对无产阶级来说是双倍真实的，即单靠它自身的行动不能改造和解放自身，……任何改造只有作为无产阶级本身——自由——行动的产物才能实现”[56]。在此意义上，“总体性”范畴是一个召唤人们在历史中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克服片面的、狭隘的现存状态以追求人的总体的、具体生成的、充满人文关切的概念。

可见，“历史”与“总体性”这两个卢卡奇辩证法最核心的范畴在根本上都是与人的现实生命及其发展内在联系在一起的——辩证法以“历史”作为载体，在实质上是以人的生命发展作为载体的，辩证法以“总体性”作为本质内容，在深层是以人的生命的“总体性”生成作为最高归宿的。

分析至此，我们已经可以回过头来，对卢卡奇的上述辩证法探索做一反思和总结：对于我们今天的辩证法研究来说，其真实贡献对我们的真正启示究竟是什么？它是否还存在某些未能尽言之处？是否存在着某些缺陷和不足？

我们认为，对于我们今天的辩证法思考来说，卢卡奇的辩证法思想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首先，最重要的启示在于，卢卡奇在“辩证法的真实根基”这一问题上所表现出的自觉追求和理论意识。在这一点上，卢卡奇启示我们：辩证法的根基并非一个无须反思的、自明性的问题，而是一个需予以澄清和除蔽的、加以反思和论证的前提性课题。卢卡奇比他的所有同代人都更清醒地看到了辩证法所处的无根基状态，以及由于这种无根基状态所导致的辩证法真实精神的丧失。对此，他怀着一种强烈的理论使命感，抱着拯救辩证法理论合法性的理论目标，对当时种种使辩证法陷入无根状态的理论思潮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不妥协的抗争。时过多年，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卢卡奇在这方面的自觉追求和所做的不懈努力，我们便不得不由衷地叹服卢卡奇的确是一个十分敏锐的理论先知。只要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几十年，包括迄今为止大学讲坛里所教授的“辩证法”，就可以清楚明白地理解，卢卡奇对辩证法真实根基的召唤和探索具有何等历史穿透力和思想洞察力。我们至今仍在辩证法的无根状态中蹒跚而行，仍被那些流俗的无根的“辩证法思想”所笼罩。就此而言，可以毫不过分地说，卢卡奇是一个杰出的先行者，他关于寻求和确立辩证法真实根基的召唤，对于我们仍然具有巨大的激励功能，对于今天的辩证法研究来说仍然是一个鲜活的、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我们仍需要认真领会卢卡奇在此问题上所寄予的理论关怀，切实领会这一问题对于辩证法理论所具有的“拱心石”般的重大意义。

其次，卢卡奇通过其理论探索，把“社会历史”确立为辩证法的真实根基，这一理论成果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和解决辩证法的真实基础这一课题，仍然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卢卡奇明确地反对把辩证法理解为“自然辩证法”，反对把辩证法奠基在与人无关的“自然”的基础之上（虽然正如他自己晚年所反省的那样，他对自然的理解可能存在着某些偏颇之处），认为辩证法在根本上只能是“社会历史的辩证法”。而历史在根本上是人实践活动的结果，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展开。因此，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以历史作为辩证法的根基，在最深层实际上就是以人的生命存在和发展作为根基，以“总体性”作为辩证法的中心内容，在最深层实际上就是以人的生命的“总体性”生成作为辩证法的理论归宿。因此，卢卡奇把社会历史确立为辩证法的真实根基，的确表现了他试图把辩证法植根于人的生命存在与历史发展基础之上的鲜明理论意识和追求。这一点，与我们在前面已论述的“辩证法的生存论根基”有着基本一致的视域，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最后，与以上紧密相关，卢卡奇的辩证法研究表现出了十分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对人的命运的高度眷注，表现出了对辩证法的革命性、批判性维度的高度重视。他把马克思辩证法思想中长期以来一直遭到忽视、抑制和贬斥的主体意识和人文关怀，一直被淡化甚至被抹杀的辩证法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向度，以一种极富个性的方式进行了彰显和阐释。如果考虑到当时特有的历史和理论环境，卢卡奇的工作的确充满了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独创精神，即使在今天，他在这方面的思想成果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吸取。长期以来，那种曾被卢卡奇所激烈批判和否定的自然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辩证法”理论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相反，卢卡奇等人的更接近马克思哲学本源的辩证法思想，却被斥为“修正主义”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人的存在、人的生命价值、人的命运等被正统的“辩证法”拒之门外，不见踪迹。如果卢卡奇今天尚在人世，一定会面对这种理论状况，手捧《历史和阶级意识》，心绪难平。在此意义上，在今天辩证法的研究中，充分重视卢卡奇辩证法思想中所蕴含的人道主义情怀和人文眷注，并在新的理论和时代语境中发扬光大，仍然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任务。

在充分肯定卢卡奇辩证法思想的重要理论意义和对我们所具有的启示性之后，我们以今天的眼光也应看到，由于卢卡奇特有的理论和历史语境，其辩证法思考被打上了重重的时代烙印，因而也表现出一些局限和不足。在我们看来，这种局限和不足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关于阶级意识的观念，显然有着过于浓厚的时代痕迹；二是他关于“总体性”的观点，表现出他对黑格尔的过分依赖，带有很浓厚的理性形而上学的整体主义色彩，这使得辩证法所具有的否定性、批判性和开放性等内在理论本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

就第一方面来说，卢卡奇突出阶级意识，其主要是为了同第二国际的经济宿命论相抗衡，是为了强调主体意识对于历史、对于实践活动所具有的能动的、积极的发动和推动作用，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这的确抓住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理论的要害，在当时的条件下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和理论意义。但是，在今天的眼光看来，卢卡奇对“阶级意识”的过分依赖，使其辩证法表现出极为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这一点表明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哲学传统在卢卡奇身上留下了清晰可见的痕迹，表明卢卡奇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于近代哲学的理论范式里。另外，他把打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结构，实现人的生命的超越性提升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无产阶级意识的唤醒之上，显然过于天真和过分乐观。在我们看来，人的生命存在本身是一个“二律背反”的存在，物性与超物性二者是人的生命中的内在环节，对矛盾双方中任何一方的知性和片面的发挥都是对真实的人的生命的瓦解。在此意义上，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物性化的社会，以物性代替了人性，从而导致了人的生命的抽象化，这无疑是对人的真实生命的一种戕害。但是，对此的克服不能完全寄托于某个阶级的觉醒上，而必须通过对人的生命的辩证觉解和一种辩证的生命智慧来获得。因此，把阶级意识的批判上升为对人的生命意识的批判，把阶级意识的觉醒上升为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是克服物化、实现人的生命提升的更为恰当的途径。

就第二方面来说，卢卡奇提出“总体性”范畴，其目的是要在理论上解决近代哲学所存在的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等“二律背反”问题，同时对抗第二国际思想家们的经济宿命论。在此而言，“总体性”范畴的提出和阐发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是，卢卡奇在对这一范畴进行具体阐述时，由于深受黑格尔哲学所固有的理性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影响，表现出极其强烈的整体主义倾向，这一点既表现在他把历史理解为一个前后一贯的统一整体上，也表现在他对历史发展的终极目标的追求和设定上。就前者而言，卢卡奇认为历史的存在和发展过程是一个紧密相连并存在着统一意义的整体。也就是说，历史尽管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尽管人是历史的中心，但是，在整体上，历史的运动仍然遵循着一种超越于个人之上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主要表现在“社会制度的客观性”上，“这种制度首先对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加以控制，接着进一步对人类关系的各个方面加以控制（因此也包括人同自身及同自然的关系等等）”[57]。既然如此，所产生的问题是：究竟如何协调这种“历史的客观性”与人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主体之间的这一矛盾呢？如果历史运动遵循着一种“客观”的、“整体性”的规律，那么，人的自由创造性究竟还能占有多大的空间呢？面对“整体性”的“客观”历史，人，包括卢卡奇极为强调的阶级意识又能起什么作用呢？很显然，在“总体性”这一范畴里，卢卡奇很难对此矛盾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就后者而言，卢卡奇强调通过“总体性”这一概念，来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被分裂成碎片的物化状况，实现人的“总体性”生成，正如前面论述过的，这无疑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与人的“总体性”生成内在相关的一个问题便是：历史是否可以达到克服一切异化的终极状态？假使人果真达到了克服和超越一切异化状态，历史是否还会继续向前延伸？历史是不是会因此而达到一个“至善”的境地而无须发展了呢？面对这些问题，卢卡奇将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当他批判黑格尔在巨大的历史感后面所蕴含着的“非历史”性时，他自己其实也表现出一种潜在的“非历史性”倾向（至少在理论逻辑上暗含这一倾向）——历史必须和应该在某处终结，历史可以达到一个完美至善的境地。

十分清楚的是，以上这二者所表现出的整体主义在根本上是与辩证法的理论本性相冲突的，批判性和否定性是辩证法的理论特质，而批判性和否定性则意味着对“矛盾性”“开放性”“生成性”等无条件的认同，而整体主义倾向正是与辩证法的这些特性相背离的，或者说是“反辩证法”或“非辩证法”的。这一点在深层所表明的是一切理性形而上学所共同拥有的理论矛盾和思想困境。卢卡奇发现了马克思的黑格尔渊源，这是他的重大功绩，但他又过分依赖于这种渊源，这致使他难以彻底摆脱理性形而上学的束缚，从而造成了他的重大思想局限。在此方面，与其后的阿多诺等人相比，卢卡奇在理论彻底性和深刻性上显得要逊色许多。

[1]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6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6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3]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8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4]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5]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3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6]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4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7] 转引自[苏]布赖奥维奇：《卡尔·考茨基及其观点的演变》，83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

[8]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9] 《列宁全集》第15卷，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10]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11]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5页原注，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12]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90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13]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3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14]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13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15]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14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16]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16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17]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20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18]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20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19]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17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0]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21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1]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23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2]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51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3]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11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24]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56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5]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57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6]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58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7]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31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8]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219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9] 转引自张之沧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1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引文有改动。

[30]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53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31]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221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32]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200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33]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93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34]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58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35]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203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36]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27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37]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28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38]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3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39] [匈]卢卡奇：《卢卡奇自传》，21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

[40]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28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41]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6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42]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219～220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43]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44]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27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45]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88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46]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88～89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47]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90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48]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213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49]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50] Torn Rockmore，Lucacs Today，Boston，1988.pp.20-21。

[51]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99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52]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200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53]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200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54]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214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55]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214～215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56]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225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57]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53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